從“全面深化改革”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這進一步究竟體現在哪?2013年10月政治局會議聽取了擬提請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稿,十年多之後,今天的政治局會議聽取的文件稿則是《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背後的线索呼之欲出,從十年前發散式的提出問題,到今年進一步聚焦和明確方向、給出目標,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更加立體的目標說到2035目標,大家耳熟能詳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是這一次的目標則更加注重體制機制,囊括經濟、政治和社會治理方方面面,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

更加聚焦的重點。與同樣預告了三中全會召开的2013年10月政治局會議相比,這一次“堅持”、“深化”與“改革”的含量都更濃了一些。這其中黨的領導,制度層面的完善和創新以及“人民”背後的民生問題會是更加值得關注。

“進一步”可能還會體現在改革的“繼承”和拓展上。顧名思義,本屆三中料將站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巨人的肩膀”上,而後續改革的线索也可從十八屆三中的改革進度中見微知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至今十年,金融市場化、民營經濟發展等領域碩果累累,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的地位、法治、財稅體制改革仍在推進,可能成爲本屆三中的改革重心。

見微知著,還有什么有趣的細節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看三中全會召开時間。通過復盤歷史三中全會召开時間與經濟增速之間的關系,可以發現上一年經濟表現得越好,三中全會就“來得更快”;反之,上一年經濟表現得“不太平坦”,三中全會在時間上會相對推後或許要“慢工出細活”式地花更多時間去研討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計劃、給人民交出更滿意的答卷

二是看三中全會公報的內容(字數)。以往每屆三中全會呈現出來的規律是“越說越多”,不過到了2018年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卻“說得更少”了。而2018年恰逢是中美貿易衝突、外部風險漸起的一年,或許在外來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對未來五年的部署也難以“條分縷析”。結合歷史上三中全會公報字數與匯率的走勢來看,我們發現人民幣升值得越多,三中全會反而“說得更多”,但人民幣貶值的話三中全會反而“說得更少”。這也與2018年人民幣貶值、同時三中全會公報字數在邊際減少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三是看市場“拭目以待”的財稅體制改革。今年是分稅制改革40周年。從起初的央地事權劃分比較模糊、到後來中央政府开始放權讓利(地方事權包幹制)、再到央地事權开始逐步明細(分稅制),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財稅體制改革歷程並非走得“風調雨順”。

不過在當前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尤其是地方土地出讓收入下滑、償債壓力仍存)的情形下,財稅體制改革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鑑於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早已提出過“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無疑是7月即將到來的三中全會“重頭戲”。

以史爲鑑,歷屆三中全會均與當時的經濟背景緊扣。將近五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結合在一起,便可洞悉中國經濟如何不斷地“乘風破浪”,可以說三中全會擘畫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生動圖景——從講述抗通脹的故事、再到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的故事、接着又是促進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故事……可以說,每五年一次的三中全會在中國經濟前進道路上發揮“舉旗定向”的關鍵性作

十五屆(1998年):破“農村不發達”難題,吹響農村經濟的號角。十五屆三中全會上直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發達階段,農村尤其不發達”,因此會議基本都是圍繞農村改革展开。此次三中全會強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重點做好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以水利爲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二是加強農業科研工作;三是加強鄉鎮企業發展、確保農民減負和持續增收。可以說此次三中全會將“三農”問題擺在最重要的位置,重點考慮了億萬農民工、農民增收和基本權益保障等問題

十六屆(2003年):力破加入WTO後面臨的新挑战。十六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加入WTO後的首屆三中全會,因此會議提出了當時處在“適應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加快的國際環境”的特殊背景。或許“辭舊”才能更好地“迎新”——在國內舊體制和迅速成長的新型經濟力量矛盾愈發突出的情況下,倒逼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改革

那又該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根據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指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在於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加快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擴大就業、深化科技教育體制改革。此次三中全會後,無論是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還是失業率的下降、亦是其他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十七屆(2008年):議題重回農村改革,再續十五屆三中全會的“前緣”。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开放30周年之際,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具有深遠意義。全會主要聚焦於農村改革與發展,認爲其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具有重要意義。也正是因爲對農村改革的重視,十七屆三中全會對於農業體制改革相關詞匯的提及是歷史上最多的一次。

這一輪農村改革的核心在於加強農業基礎、扶持農村發展、加快農民增收;目標任務是在2020年實現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推進等。這一次三中全會後,農村改革的進度卓有成效——農村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之差縮小速度加快、同時也开啓了城鄉收入比的下行通道。

十八屆(2013年):經濟改革2.0,“市場化”是C位。由於臨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建黨一百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开的背景“形勢緊、任務重、目標高”,因此也是十二屆以來公報字數最多的一次三中。全會聚焦經濟體制改革,首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兩個“毫不動搖”,市場化&民企逐漸變成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也正是在2013年,中國500強企業中民營企業佔比上升斜率變陡、且私營企業景氣指數也迎來了明顯改善

這輪改革的深度與廣度可謂近五屆之最:一是注重頂層設計,首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二是着眼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金融上,推行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匯率市場化改革。企業上,支持民營部門融資,放寬投資准入;三是布局全方位一體化改革,囊括法制、民生、土地、環保多個方向。

十九屆(2018年):不一樣的改革味,機構改革承前啓後,爲高質量發展鋪平道路。十九屆三中全會側重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與上一屆“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主題思路一脈相承。去年國家金融監管總局與科技部也相繼落地,對科技和金融相關部門進行整合、升級,並提供必要的資源支持是本次機構改革的核心,也爲本屆三中進一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打通了堵點。

三中是“前調”,四中是“序曲”。十九屆三中全會次年(即2019年)的四中全會,是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和長遠出發、部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舉措的一次重磅會議。會議上再次強調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性,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战略任務”。

風險提示:政策定力超預期;國內經濟形勢變化超預期;出口超預期萎縮。

注:本文來自民生證券川閱全球宏觀於2024年6月27日發布的《政治局會議的“三中”信號(民生宏觀陶川)》,分析師:陶川、趙宏鶴、吳彬、張鑫楠



標題:政治局會議的“三中”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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