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的“經濟”衝擊：GTAP模型測算

摘要

美國“對等關稅”政策落地，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劇烈震蕩。對等關稅將對中美和全球經濟產生多大衝擊？從特朗普2.0的現實約束和美國歷史上七次“貿易战”的經驗看，後續將如何演繹？

一、關稅的“經濟”衝擊：GTAP模型測算

（一）對等關稅的“政策邏輯”：目標集中在解決貿易逆差和提高關稅收入

對等關稅在政策目標上關注貿易逆差和關稅收入，但在政策執行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反復無常及投機主義特徵。“對等關稅”最早由納瓦羅（Navarro）在2019年提出，主要瞄准7大經濟體，目的是降低貿易依賴度、減少貿易赤字，此次對等關稅方案也由納瓦羅主導推出。

美國的關稅稅率及提升速度已超過“大蕭條”時期。對等關稅落地後(4月9日版本)，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升至27%，超過1930年代初的20%。對等關稅導致美國平均關稅稅率上升斜率更陡，短期內提升25個點，19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關稅僅使美國平均稅率上升6個點。

若考慮豁免，美國對中國關稅稅率可降低4個點。美國政府在對等關稅政策中頒布了五類豁免清單：（1）通信、捐贈、和其他；（2）已由232條關稅加徵的鋼、鋁和汽車;（3）銅、藥品、半導體和木材制品；（4）未來可能受232條款關稅約束的物品。豁免產品影響較低。

（二）對等關稅的“經濟”衝擊：綜合三種測算方式，美國GDP損失最高可達3個百分點

綜合三種測算方式，對華加徵125%關稅、對全球加徵10%關稅，對美國GDP的衝擊或達3個百分點。關稅通過消費、投資、財政、貿易四個途徑影響美國經濟。關稅大幅上升時，消費者的價格敏感性會可能表現出非线性變化，進一步提高關稅對美國的邊際影響可能降低。

結合GTAP模型及外資機構的測算，關稅或使美國通脹增速短期內上漲1.4個百分點。2018年洗衣機關稅落地後，美國洗衣機價格增速在5個月內出現快速跳漲，漲幅與關稅稅率基本持平，價格增速上漲維持了9個月，隨後下跌，間隔17個月後降至原有增速水平。

對等關稅預計可在2025年創造約2170億美元收入，使赤字率降低至5.7%，緩解債務壓力。關稅的目標是多維的，財政收入是一個中長期考慮。考慮進口需求的彈性後，赤字規模或壓降至1.7萬美元。但若美國經濟陷入衰退，財政收入降低，社保支出擴大仍可能擡升赤字。

（三）本輪“貿易战”的可能演繹：內外多重約束影響談判時長

各方立場影響升級或談判的可能，內外多重約束影響談判時長。內部，特朗普面臨四重約束：法律約束、選民約束、市場約束和經濟約束。特朗普在IEEPA方面缺乏實質性約束，但面臨較強的市場和經濟約束。外部，依賴於國力的比較、各國與美國和中國的地緣和經濟依賴程度。

要素稟賦等結構性因素決定均衡關稅水平。基於結果導向原則，均衡關稅稅率將取決於貿易平衡目標。由於經濟發展階段、开放程度、要素稟賦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差異，最終可能會以差別關稅的形式體現出來，即美國對其他國家徵收的稅率大於等於其他國家對美國徵收的關稅。

歷史上經驗上看，貿易战將如何告終？1890年以來美國共實施過7次大型貿易战，均爲共和黨總統發起，貿易战的終局有三種情形：一是國內反對，執政黨選舉失敗，如斯穆特霍利關稅；二是美國達成目標，如美日貿易战，但此類貿易战範圍較小；三是WTO框架下裁決美國違法。

風險提示

地緣政治衝突升級；美國經濟放緩超預期；美聯儲再次轉“鷹”

“對等關稅”一石激起千層浪。對等關稅將對中美和全球經濟產生多大衝擊？從美國歷史上七次“貿易战”的經驗和現實約束看，後續將如何演繹？

（一）政策邏輯：解決貿易逆差和提高關稅收入

對等關稅在政策目標上關注解決貿易逆差和提高關稅收入，但在政策執行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反復無常及投機主義特徵。對等關稅最早由納瓦羅在2019年提出，今年對等關稅方案也由納瓦羅主導。在納瓦羅2019年5月發布的《對等關稅法：就業與貿易赤字影響》中，納瓦羅將對等關稅目標集中在中國、印度、歐盟等7個經濟上，主要目標是脫鉤與降低貿易赤字；在降低貿易赤字的問題上，降低雙邊關稅並非最優選擇，提高稅率更容易降低貿易逆差。2018年後，亞洲經濟體對美逆差大幅上升，相比與歐洲經濟體，同等貿易赤字下，美國對亞洲經濟體徵收的對等關稅更高。

對等關稅與前期加徵關稅相比存在性質差異。美國本輪關稅有三大目標，一是糾正不公平貿易，二是增加關稅收入，三是用於國內政策談判。具體關稅措施可分爲三類：全球關稅、特定國家關稅以及特定行業關稅，三類關稅同步實施。全球關稅，主要指全球對等關稅；國別關稅，或通過301條款等方式實施，主要針對關鍵競爭對手；行業關稅，旨在取代補貼型產業政策，通過關稅引導制造業回流。4月2日對等關稅瞄准長期問題，與前期的關稅具有性質差異。

對等關稅落地後，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升至27%，關稅擡升速度及水平超過1930年代水平。1930年霍利斯穆特關稅落地後，美國關稅稅率僅從14%上升至20%，斜率更平緩。截至4月10日，以2024年貿易權重計算，美國平均關稅率可能從2024年的 2.4% 升至 27%。對華方面，貿易战1.0後，美對華加權關稅稅率達12%，今年2月及3月，美國以芬太尼問題爲由對華共加徵20%額外關稅；4月3日，美國宣布對華額外加徵34%關稅；4月9日宣布再度額外加徵50%關稅；同日，特朗普進一步宣布對中國額外關稅稅率加徵至125%；4月10日，特朗普政府明確對華額外關稅爲145%，自此，美國對中加權關稅升至157%。

考慮豁免產品後，對華關稅稅率輕微降低約4個點。在對等關稅實施的同時，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四類豁免清單：（1）通信、捐贈、信息材料和其他相關物品；（2）已由232條關稅加徵25%關稅的鋼、鋁和汽車及零部件;（3）銅、藥品、半導體和木材制品；（4）未來可能受232條款關稅約束的所有物品;（5）能源和其他在美國不可用的礦物。考慮豁免產品後，美國對中國加徵稅率降低約4個點，影響較低。

（二）經濟影響：關稅或使美國GDP下跌3個點

本文綜合GTAP模型、彈性測算、外資機構預測三種方式判斷關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4月2日版本（場景一）的對等關稅短期或導致美國GDP下降1.3個百分點；如果所有國家對等反擊（場景三）將導致美國GDP下降2.2個百分點。按照4月9日最新版本，如果美國對中國加徵125個百分點、對其他70余國加徵10個百分點、中國反擊美國84個百分點，短期可致美國GDP下跌5.7個點、長期下跌2.8個百分點。

基於彈性的測算顯示，對等關稅可能使美國GDP降低2.9個百分點。美國關稅通過4個途徑影響美國經濟：一是消費端，進口價格上升導致消費下跌；二是投資端，企業中間品進口價上升，壓縮企業利潤，降低投資，政策不確定性降低投資；三是關稅收入增加，帶來財政收縮；四是出口、進口同降。通過四個影響渠道測算，美國平均關稅稅率擡升10%對應GDP下跌0.8個百分點。以4月9日對等關稅情形估算，美國對中國加徵125%，對其他國家加徵10%，將使美國平均關稅稅率擡升25個點，對應GDP跌幅約爲2.9個百分點。

外資機構預計，關稅可能導致美國GDP下跌1個百分點左右。4月9日，美國宣布對中國加徵125%關稅，對其他國家加徵10%關稅，以此情形評估，耶魯預算實驗室和稅務基金會預計美國GDP將下跌0.85到1.1個百分點左右。綜合GTAP模型、彈性測算、外資機構預測三種方式，美國GDP或下跌3個百分點。

結合GTAP模型及外資機構的測算，關稅可能導致美國通脹上漲1.4個百分點。2018年經驗顯示，關稅對通脹增速構成一次性衝擊。2018年2月，美國對洗衣機徵收最低20%的關稅，美國洗衣機價格增速在五個月內出現快速跳漲，漲幅與關稅稅率接近，達22個百分點。價格上漲維持了9個月，隨後下跌，間隔17個月後降至原有增速。歷史經驗顯示，若關稅進一步加大，需警惕衰退風險。胡佛總統於1930年6月籤署《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美國關稅稅率提高至20%，加劇了美國經濟衰退，關稅在美國經濟走弱的基礎上產生需求收縮效應，美國CPI增速從1930年4月0.6%降至1931年11月-10.4%。

關稅預計可爲美國政府創造217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將使赤字率降低至5.7%，短期內或可降低債務擔憂。由於替代效應的存在，當關稅增加時，進口量也會下降。標准情形下，關稅彈性爲-1，表示關稅上調10個百分點，可能導致進口減少10%，從而限制潛在的關稅收入。綜合而言，特朗普各項關稅措施或能在2025年創造約2170億美元關稅收入，靜態情形下可使赤字規模壓降至1.7萬美元，降至2023年水平，但若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分母降低，保障類支出擴大仍可能擡升赤字規模

（三）可能演繹：內外多重約束影響談判時長

美國談判博弈策略及各國反應邏輯或影響談判進程。美國關稅談判策略可概括爲三點：一是只與各國逐個進行雙邊談判，而非多邊協議；二是若貿易夥伴報復，美國則增加關稅；三是若貿易夥伴讓步，美國則可相應降低稅率。各國反制邏輯則存在差異，截至4月9日，中國、歐盟、加拿大等做出反制；印度、越南等14個經濟體均表態愿意做出讓步，如越南提出可將關稅降至零的條件。然而由於經濟結構的差異，美國的貿易逆差無法僅通過零關稅協定來解決，意味着美國或將要求他國在商品採購、地緣等問題上做出更大讓步。

特朗普在法律層面缺乏實質性約束力量，主要受到市場風險的制約。特朗普面臨四重約束：法律約束、選民約束、市場約束和經濟約束。法律層面上，IEEPA的特徵導致其難以被限制。一是IEEPA授予總統的權力模糊而寬泛；二是缺少時間制約。截至2024年1月，歷屆總統已宣布69個國家緊急狀態，其中39個仍處於有效狀態，最長的緊急狀態已經持續了五十年。三是IEEPA使用範圍不斷擴大，特朗普首次將IEEPA應用於關稅實施，法律層面缺乏實質性約束特朗普的力量。但若金融市場風險繼續擴大，或使特朗普政府階段性放緩關稅力度。

1890年以來，美國對全球發起的三次貿易战未有成功先例，但美國四年左右的政治周期導致負面反饋難以快速到來。1890年以來，美國對外共實施過7次大型的貿易战，均爲共和黨總統發起。貿易战的終局有三種：一是美國國內反對聲音加大，執政黨選舉失敗，美國主動退出高關稅，如麥金利關稅、丁格利關稅、斯穆特霍利三次全球關稅战；二是美國達成貿易战目標，主動停战，如1980年代美日貿易衝突，此類貿易战範圍小，目標集中，與今年情形差別較大；三是WTO框架下裁決美國違法，如2002年美歐鋼鐵貿易战。與2025年情形較爲接近的是二战前的三次高關稅，但美國四年左右的政治周期導致關稅徹底緩和難以快速到來。短期內制約特朗普的力量或更多地集中在金融市場風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