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下出口：已知壓力和未知風險

隨着“對等關稅”的變本加厲，二季度中國出口將真正迎來考驗期。爲何是二季度？一方面，3月出口可能因爲今年的早春較1-2月回升，出口壓力在宏觀數據層面的體現或因此“延後”。另一方面，美國對華加徵20%關稅已落地、無任何豁免（作爲對比，新增關稅前的加權平均稅率爲12.3%），出口遲早會發生反饋，近期領導調研足跡、集運價格、韓國出口等領先指標已釋放部分信號。而美國“對等關稅”會否納入東盟國家，進而對我國“轉口”、“出海”等形成二次打壓，則是已知壓力外的“未知風險”，需要重點觀察。

從領導調研足跡“見微知著”，“外貿形勢嚴峻”已初見端倪。以2018年爲參照，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領導調研足跡所反映的“穩外貿”訴求明顯上升。今年兩會後我們再次觀察到相似信號，如3月18日至20日，李強總理在福建調研，提到“當前外貿形勢嚴峻復雜”；3月23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總理提出“堅定不移推進开放合作”、“必要時推出新的增量政策”。

與2018年相比，本輪“穩外貿”的政策部署更加迅速，2024年11月6日特朗普初步確認勝選後，11月8日國常會就審議通過了《關於促進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幹政策措施》，今年2月進一步落地了《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

在經濟數據層面，3月可能還觀察不到出口的下行壓力。從歷史來看，春節時點靠前往往會壓低1-2月出口、擡高3月出口表現；由於今年是“早春”，3月出口可能會較1-2月明顯回升（可參照2006、2014、2017年等春節時點與今年相近的年份，3月出口環比均爲歷史較高水平），並和去年形成“錯位”（2024年恰好是“晚春”，3月出口環比較低），進一步放大出口同比讀數。

港口貨運量等微觀數據可作爲印證。3月以來，我國監測港口貨物吞吐量、集裝箱吞吐量持續上升，表現好於往年同期水平。

但價格層面的“負反饋”已經开始。量、價拆分來看，當前出口金額的正增長主要依靠數量拉動，出口價格累計同比於去年11月轉負至-1%，今年2月降幅進一步擴大至-3.9%。價的走弱是對關稅壓力的反饋，伴隨競爭加劇，企業可能被迫“以價換量”，而這會進一步加重我國制造業部門的負擔。近年來，我國爲保持住出口的全球市場份額付出了巨大努力，與其他主要的“生產型”經濟體相比，我國PPI漲幅（折算爲美元計價）最低。

對美出口的轉弱“信號”也有所體現。若剔除春節效應，今年1-2月的出口實際上略好於“季節性”，但對美出口表現弱於“季節性”，可能已部分反映了關稅的影響。3月以來，以美東航线爲代表的集裝箱運價指數持續下滑，或進一步預示我國對美出口的景氣回落。

且關稅衝擊正在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一是作爲先行指標的韓國出口出現下行壓力。今年3月，美國將韓國列入“敏感國家”清單，限制其獲取半導體等關鍵技術，意圖遏制中韓的高技術經貿合作；同時，韓國因對美貿易順差較高，也是“對等關稅”的重點施壓對象。3月前20日，韓國對中、美出口累計同比分別由去年末的5.3%、7.3%明顯下降至1.2%、2%。細分產品中，半導體出口顯著回落，3月前20日累計同比由去年末的38.4%降至17.2%。

二是以東盟爲代表的“轉口”貿易夥伴也受到了打擊。今年2月，美國宣布對鋼、鋁產品普遍加徵25%的關稅，盡管我國已不再是美國主要的鋼鐵進口國、受到的直接影響有限，但間接打擊了以東盟爲代表的“轉口”貿易夥伴。1-2月，我國對越南出口的賤金屬及制品同比大幅降至-7.1%，爲拖累最大的分項；從越南視角看，1-2月自我國進口鋼鐵、向美國出口鋼鐵同比分別下降16.6%、46.7%。

美國“對等關稅”會否進一步納入東盟國家，可能是我國出口最大的“未知風險”。一方面，東盟已超越美、歐成爲我國最大的貿易夥伴，2024年其佔我國出口份額升至16.4%，高於美國、歐盟的14.7%、14.4%。另一方面，從“高貿易順差”的標准看，越南、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可能成爲加徵“對等關稅”的對象。考慮到關稅計算公式的高度不確定性，美國可能借此加大對於東盟的關稅威脅、“轉口”審查力度等。

倘若上述趨勢延續，外需下行對二季度經濟的拖累幅度，可能不亞於首輪中美貿易摩擦之初。參考2018年經驗，關稅對於出口的衝擊在四季度“顯性化”，對當季實際GDP同比的拖累達0.66個百分點。我們在此前報告《關稅翻倍：政策如何對衝？（民生宏觀陶川團隊）》中測算，已落地的20%關稅對2025年實際GDP增長的拖累可能在0.49個百分點左右（尚未考慮美國對華進一步加徵關稅，以及打壓“轉口”貿易等），對應2至4季度平均每季的拖累幅度約0.67個百分點。爲應對經濟的下行風險，“增量政策”對衝可能也會在二季度集中落地，包括貨幣政策的階段性寬松、財政政策追加特別國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