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問：新變化中如何創造新優勢？

針對近期引發廣泛爭議的所謂“香港玩完論”，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長劉曉春與开泰遠景基金（香港）投資負責人、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肖蕾近日撰文表示，香港的上一個階段確實可以說“結束”，但並不意味着“玩完”，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自身“敘事”也隨之改變。未來只要香港能夠抓住機遇、直面挑战、善用自身優勢，“東方之珠”就不會黯淡。

文章分析表示，香港過去的發展依托於內地，借助於與內地的差異化優勢形成互補而獲得發展。如今，香港與內地、與世界的關系以及自身定位都已發生巨大變化。盡管香港仍具備一國兩制、良好的法律環境、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开放自由的經濟體系等優勢，但面對內外環境巨變，已有優勢也需因時而變，創造新的優勢。

文章提出，近年來，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引才引智、發展虛擬資產和數字貨幣等方面已有新突破，這些都是順應大勢、把握先機的正確抉擇。未來，爲了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幾個方面：

❶ 作爲一個小型开放型經濟體，政府需要適度有爲；❷ 必須在融入國家發展战略、融入大灣區的同時，保持並強化香港的差異性；❸ 面向內地的同時，香港更要主動地面向世界，开闢新天地；❹ 梳理歷年中央惠港政策，硏究更好利用惠港政策的措施，將惠港政策轉化爲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❺ 充分利用內地超大市場的優勢，發揮香港科研優勢，發展跨境科技創新新模式，做好跨境科技金融大文章；❻ 發揮香港金融、法治等優勢，探索建設區域非美元跨境結算新模式。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

香港之問：新變化中如何創造新優勢？

“香港玩完論”無疑是境外學者新近提出的悲觀論調。其實，關於香港的觀點似乎從未統一過，近幾年尤甚：沒來過香港的外國人、以前在香港但是疫情之前和期間離开的外國人、目前居住在香港的外國人、本土港人（包括離开的和留下的）、內地老移民、內地新移民以及沒來過香港的內地人——這九類人就有好幾種不同觀點。尤其是面對巨大變化中的新局面，“以過去看未來”和“着眼未來看未來”這兩種方式所產生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其優劣勢，有其不爲人知的困境和挑战。香港過去的發展始終依托於內地，借助於與內地的差異化優勢形成互補而獲得發展。在曾經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香港與內地的差異成爲其自身優勢，並塑造了香港在全世界的獨特形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一些差異還在，比如一國兩制、完備的法律體系、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开放的經濟體系等，但由於其自身、內地及世界格局的變化，一些原有優勢逐漸弱化，香港能否借助新發展勢頭形成新優勢，也到了需要探索的時刻。

香港需要借助的“新發展勢頭”，便是融入國家發展战略、融入大灣區。但“融入”會不會淡化香港與內地的差異？沒有了差異，優勢何來？站在當下的歷史節點，需要冷靜分析“香港優勢”所發生的新變化，尋找新出路，創造新優勢。

一、香港與內地、與世界的關系及其自身定位都在發生變化

首先，內地和香港在經濟領域的優勢已經發生巨大轉換。香港的發展起伏與二战後的世界格局息息相關。彼時，中國需要通過進口獲得國內發展所需要的國外商品，外國則一直希望進入中國這個龐大市場，香港的發展優勢因此奠基。其自由港地位、資本开放以及英美法系制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投資者。

過去香港在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都處於相對領先地位。那時內地是一個封閉經濟體，大部分對外的經濟往來需要通過香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地大多數的對外經濟往來和外資進出也都要通過香港，技術、國際市場信息、國際商路、國際航運等也大多仰賴香港。因此，香港相對於中國其他城市，在經濟上遙遙領先。

隨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內地各省市經濟高速發展，外貿及對外交往全面开放，大多數商務洽談、貿易往來等可以自行开展，不再需要通過香港這個橋梁。上海等城市在經濟體量上也遠遠超越香港。

改革开放給香港帶來的中外經貿紅利逐漸消退。一方面，內地商業體系發展迅速，以國內市場爲主體的內循環體系已經相當成熟；另一方面，內地國產品牌崛起，政策鼓勵內需消費，降低消費稅及奢侈品進口關稅，並在海南、深圳等地設立免稅店，內地消費者無需再赴港購物，反倒是香港消費者湧入深圳搶購國貨——香港零售業已基本變成“本地消費”，銷售額屢創新低，租金暴跌，商鋪市場洗牌。

近期銅鑼灣利園山道一核心鋪位，租戶由奢侈品牌浪琴變成手機配件店，月租從230萬元直跌94%，目前僅爲12.8萬元；而深圳零售企業銷售額則呈現超過兩位數的增長——時代變遷可見一斑。

可以說，除了金融業、資本市場和低稅率等少數核心領域和制度優勢，香港確實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明顯領先了。

其次，香港當初的人才優勢，大多數體現在特殊條件下經濟領域“知”與“不知”的差異，而不一定是在人才綜合素質上高於內地。隨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內地人有更多機會出國留學、對外經濟交往等。由於人口基數的絕對優勢，內地人才的數量、質量迅速超越香港，覆蓋了科技、經濟等多個領域。因此，目前香港在人才實力上稍顯薄弱。

一個基本現象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是大量香港人到內地投資企業、洽談生意；而改革开放後二十年，則是大量內地人才湧入香港。內地不再像當年那樣到處是香港“大佬”，即使是在內地的港資機構，從管理層到員工也大部分都是內地人。不過，香港在法律等領域的人才優勢依然明顯。

近年來，香港致力於發展成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爭取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並配合大灣區的科技發展。然而，人才儲備不足和高昂的社會運行成本依然是突出問題。二十多年前的數碼港嘗試與現在面臨的問題幾乎相同。盡管港府近年來通過科創基金大力支持中小科技企業，但僅有資金支持遠遠不夠，人才和創新生態仍是關鍵。

疫情後的兩年裏，香港通過人才政策吸引了大量內地科技人才，毗鄰深圳的香港科學園甚至因此需要擴建新樓，但這仍不足以滿足需求。盡管短期激勵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要根本提升香港對海內外人才的吸引力，還需深入解決人才在港工作和生活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從居住條件、發展規劃、勞工保障等多個方面切實提高來港和留港的吸引力。

其三，香港“开放性”優勢的相對性。香港多年來一直被評爲全球最开放的經濟體之一，在經濟上的开放性毋庸置疑。這裏的“开放性”，是指一個經濟體對全球也即對境外的开放性——在此方面，內地所有城市都無法與香港相比。

然而，面對迅速擴大的內地市場，香港雖然比其他經濟體有开放優勢，但相對於內地各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卻是最不开放的。內地城市或地區間的經濟往來是“國內貿易”，人、財、物、數據等暢通無阻；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往來則是“跨境”貿易和往來，仍存在一定限制。

也就是說，就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香港比上海等內地城市更具开放性優勢；就國內貿易和國內交往，上海等內地城市則比香港更具开放性。這是二十年來香港下意識最想突破而主觀上並沒有明確意識到的局限。

其四，香港自身市場規模的局限性，導致其必須借助於內地市場和國際市場來發展自己。在一定條件下，香港具有相當的主動性，而在另一些條件下，香港則遭受被動擠壓。

當內地經濟相對落後、封閉時，香港能主動抓住機遇成爲中國與世界經濟交往的通道，能主動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會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能主動抓住中國改革开放機會迅速提升爲國際級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而當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由於香港本身市場體量過小，嚴重依賴內地和世界兩邊的經濟發展，又是一個完全开放的市場，沒有主動自我調節的能力，內地和世界經濟稍有變動，香港就會受到擠壓。

比如，內地人員到香港旅遊購物、購房等，在香港本地形成了大量外生性需求，推高了物價和租金，增加了本地GDP和就業，卻並不提升本地工資水平，除了金融業、房地產、旅遊業等少數行業，也不帶來本地更多行業的綜合發展與提升，而香港自身又缺乏主動調節的能力。再如，在科研成果需要快速市場化的當下，香港原有的科研優勢又因爲市場體量過小而無法發揮作用。

其五，中央政府歷年的惠港政策對改善當時的香港經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相對於其他經濟體似乎並沒有形成明顯的競爭優勢。

香港自回歸起接連遭遇了1997亞洲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911”事件、中東战爭、非典、2008年金融海嘯等一系列嚴重影響香港經濟的事件，每次中央政府都給予香港強有力的支持，同時相應出台了惠港措施。這些措施都即時給香港帶來了遊客資源、資金進出內地的通道、金融基礎設施資源等，有效改善香港經濟，維持香港經濟平穩發展。

不過，相對於新加坡等經濟體，這些措施給香港帶來的競爭優勢似乎並不明顯，香港通過自身改革蛻生出新競爭優勢的能力有待提升。

其六，國際地緣政治博弈爲香港未來發展帶來挑战。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地緣政治衝突，香港成爲西方與中國博弈的一個重要棋子，時常受到外部因素的擾動，爲其發展帶來諸多挑战。尤其在過去十年，這一態勢日益凸顯。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香港既要排除幹擾，又要聚焦發展，難度極大。

二、香港與新加坡：“开放經濟體”的兩種姿態

在分析以上新情況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同爲开放經濟體，新加坡與香港展現出了迥異的風格，即一個主動、一個被動。

香港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开放經濟體。“充分競爭”主要體現在其作爲一個市場的競爭，即市場主體間的充分競爭。香港的开放性、良好的法律環境等是其競爭力，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資者和資金。但香港因爲依靠內地，滿足於作爲內地與世界的橋梁，在區域競爭中略顯被動，很少主動出擊。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業務重心逐漸轉向內地市場，此後主要發展與內地相關的業務。

新加坡本身體量也很小，但作爲一個經濟體，卻更具主動性和競爭性。新加坡積極开拓周圍國家的市場，一定程度上成爲周邊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金融中心；同時並不滿足於此，進一步北上拓展中國及東亞市場。相比之下，香港面對的市場更加單一，並且往往是造了一座好橋坐等過橋人。

再進一步，新加坡雖然也是一個开放型經濟體，但其金融市場分爲“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許多在新加坡注冊的機構只能做離岸業務，比如許多外資銀行新加坡分行不能做本地業務，所以更多面向周圍國家甚至中國等亞洲國家市場。近年來新加坡出台了許多政策吸引金融科技公司，大家都認爲新加坡對金融科技公司友好、开放，實際上，這些公司並不能面向新加坡國內市場，全部面向印尼和馬來西亞等體制、管理、產業水平不同的國家开展業務，回旋余地很大。

相比之下，香港則不分在岸和離岸，緊靠着的只有中國內地市場，相對而言難以回旋。近些年香港开放虛擬資產交易，一些公司希望通過在香港合法注冊打开內地市場，或吸引內地投資者到香港參與虛擬資產交易，不過尚未合法注冊卻先在香港开始了詐騙，一部分原因可能也在於內地嚴格禁止此類業務，而香港本地市場有限。

當然，從具體的金融功能和服務來看，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體系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香港是成熟的交易中心，幫助企業籌集資金；而新加坡則更適合私人財富管理。中國內地對這兩個金融中心的影響同樣舉足輕重。

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新加坡設立總部以規避中美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是另一個問題——這些資本流入中有多少會留在新加坡，以及新加坡本地經濟是否會從中受益？這個問題尚無解答，但新加坡在應對外部環境、把握發展機遇中展現的主動性不可忽視。

三、新變化之下，如何創造香港新優勢？

盡管香港仍具備一國兩制、良好的法律環境、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开放自由的經濟體系等優勢，但面對內外環境巨變，已有優勢也需因時而變。過去，香港在經濟上領先內地，通過補足內地短板、幫助和引領內地發展，爲自身發展开拓空間。未來香港應借力內地經濟實力，打开更廣闊的國際舞台，形成新優勢，共同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近年來，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引才引智、發展虛擬資產和數字貨幣等方面已有新突破，這些都是順應大勢、把握先機的正確抉擇。未來，爲了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還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考慮。

1. 作爲一個小型开放型經濟體，政府需要適度有爲。

香港是一個开放的、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但自由市場經濟並不能教條化、絕對化。

即使是香港，也曾經有過長期的租金管制，現在公共交通、水電等是PPP模式，不是完全的市場模式，出租車市場也是專營的。銀行業方面，香港在完全市場競爭下，基本上已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本地銀行，碩果僅存的市場份額也在不斷萎縮。新加坡則有星展銀行這樣本地而生的國際性銀行，還有淡馬錫等強大的主權投資集團。香港政府需要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在保證高度开放性和充分競爭性的前提下適度有爲，強化香港作爲一個經濟體整體的競爭性和主動性。

2. 必須在融入國家發展战略、融入大灣區的同時，保持並強化香港的差異性。

過去，香港憑借內地與世界的差距和其獨特的對外通道地位，實現了自身發展。現在內地與世界的落差快速拉平，全面與世界接軌，香港的通道作用不再絕對。

但內地龐大的市場爲香港帶來了新機遇。融入國家發展战略和大灣區建設是正確選擇，有助於消除境內外隔閡，減弱與內地其他城市的競爭劣勢。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战略、融入大灣區建設的同時，有必要保持在制度、法律、文化上的差異性，差異性也是香港獨特的優勢所在。

在國際上主要的金融中心中，紐約、倫敦、東京、法蘭克福等，都是以國家經濟、金融實力以及制度、法律優勢爲依托；而新加坡、盧森堡、迪拜等作爲小型經濟體，則是以制度、法律、文化等優勢相對於周圍地區形成窪地而成就的。香港正是屬於後一類國際金融中心。

3. 面向內地的同時，香港更要主動面向世界，开闢新天地。

以往的香港金融業在面對內地時幾乎不存在與其他經濟體的競爭。最近二十年來，在爭奪內地市場的過程中，香港卻面臨着紐約、倫敦、新加坡等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要提升競爭力，在面向內地市場的同時，更要面向世界，开拓新的市場。

由於國際地緣政治博弈和新冠疫情，當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已經進入大重組時期，這一方面對我國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另一方面也爲我國在重組中掌握主導權提供了機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需要金融強有力的支持，香港需要抓住這個機會，主動出擊，开拓新市場，形成新優勢。

這與香港原來作爲中國與世界的橋梁不同。過去是中國發展缺少資金，香港幫助引進；中國產品出口，香港幫助尋找市場。而現在需要的是香港主動走出去，尋找中國以外的中國需求。這是超級聯系人的“超級”所在。

首先，成爲“一帶一路”建設投融資中心。“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余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前期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爲主，現在進入了產業跟進並全面爆發的階段。但“一帶一路”建設一直存在着融資困境，商業化、市場化融資體系尚未真正形成。這一方面與地緣政治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金融市場和投資人對此倡議及前景不十分了解有關。現在，“一帶一路”建設已初具規模，香港可以出台相關政策，鼓勵市場主體主動出擊，引入“一帶一路”沿线企業或項目到香港市場融資，將“一帶一路”建設成果和未來前景展示給國際市場和國際投資人。

其次，成爲中國出海企業和產業鏈重組的金融服務中心。過去，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第一站，總體上只是起到了過橋的作用。而在國際政治博弈過程中，中國企業由爲生存而“出海”進一步走向爲主動布局產業鏈、供應鏈重組而“出海”，這需要從投融資到保險、資金結算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務與支持。香港具備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完備的法律及會計服務體系、良好的金融創新環境，正可以抓住這一難得機遇开闢新的藍海。

4. 梳理歷年中央惠港政策，硏究更好利用惠港政策的措施，將惠港政策轉化爲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

二十年來，針對香港不同時期面臨的困難，中央政府出台了許多惠港政策，有力地幫助香港走出當時的困境，許多政策對加強兩地往來、活躍香港市場、增加香港就業、开放內地市場、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一直發揮着重要作用。

但除了幫助香港在特定時期渡過難關外，未來可能還需要內地相關部門與香港共同進行梳理，解放思想，從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角度對一系列惠港政策進行調整與完善，使這些政策轉化爲香港的獨特優勢。

另一方面，內地也應該充分發揮香港的優勢，在惠港的同時，讓香港成爲內地相關行業或業務進一步對外开放的試驗場。兩地監管方面，在加強協同性的同時，要確保各自的獨立性和靈活性。

5. 充分利用內地超大市場的優勢，發揮香港科研優勢，發展跨境科技創新新模式，做好跨境科技金融大文章。

內地龐大的市場是香港發展的機會。機會的含義，不只是做轉口貿易，也不能只是停留在資金的進出，而是香港本地的產業要成爲整個內地產業鏈的重要一環，且這一環又能與世界相連接。

如果將香港的科研優勢、資本市場優勢、开拓國際市場優勢與內地龐大的市場、發達的生產能力、豐富的創新應用場景結合起來，香港完全有可能形成更多的新興產業，豐富和改善香港的經濟結構。

最近二十年，產業空心化、單一化一直困擾着香港。近幾年香港出台政策吸引人才，反響很大。不過，許多獲得批准的人才卻發現香港並沒有合適的產業和崗位，因此，許多人還留在內地觀望。如果能开創跨境科技創新創業新模式，豐富香港的產業、行業結構，相信許多人才很快就能在香港找到用武之地。

服務於這樣的跨境科創模式，香港的金融業就不僅僅是內地與國際的中轉站，不僅僅是爲內地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機會，而是爲整個跨境科技產業鏈提供系統的跨境金融服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服務於實體經濟，服務於國際經濟新秩序建設，香港才能成爲真正的“超級聯系人”。

當今科技發展的特點是，科技研發不再僅是大學和科研機構實驗室內的活動，而是發展成爲完整的過程：科技研發與市場零距離，科技成果迅速市場化，再從資金投入和應用場景兩方面反哺科技創新，進而促進經濟轉入新的快速發展通道。金融起到了連接投資人、市場與科技研發的橋梁作用，這也是“科技金融”成爲五篇大文章第一篇的應有之義。

金融支持科技創新是內地的短板和痛點，這方面，香港可以發揮自身獨特優勢，聯手內地金融機構，創新發展跨境科技金融，支持兩地跨境科技創新產業鏈和供應鏈，在支持內地和香港經濟發展跨上新台階的同時形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新優勢。

6. 發揮香港金融、法治等優勢，探索建設區域非美元跨境結算新模式。

美國將美元武器化，不僅損害了被制裁國家和企業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及其盟國金融業的利益，各方都有在一定範圍內規避美元系統的訴求。短期內產生全面替代美元清算系統和SWIFT系統的國際清算新系統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行的；但在國與國之間，在一定的區域跨境清算中規避美元系統和SWIFT系統，則是完全可能且可行的，此外還能省卻美元作爲中間貨幣帶來的匯兌成本。

香港在地理區位、金融基礎設施、法律體系、科技創新能力等相關方面都具備明顯優勢，目前在數字貨幣橋、港元數字貨幣等領域已經有所探索，接下來可以分別面向東南亞、“一帶一路”沿线各國、中東等地區，鼓勵多技術路徑探索建設區域非美元跨境清算新模式，創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又一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