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衆議院“中國委員會”已成立一年,由於國會議員無需對經濟結果負責,通常傾向於表現出強硬立場,但不宜誇大其影響。一方面,法案從提出到通過通常需要復雜的博弈與漫長的流程。另一方面,該委員會成立至今的所有立法均僅處於初始狀態,基本未有後文。客觀來看,2024年美國大選政治周期可能對中美關系造成擾動。特別是隨着美國黨內初選逐漸失去懸念,進入兩黨候選人正面交鋒階段,金融市場將面臨的外部擾動或更加頻繁。

美國衆議院“中國委員會”成立一年有余,但在功能上以象徵性意義爲主。

去年1月10日,在時任衆議院議長Kevin McCarthy主導下,衆議院以365票贊成、65票反對通過相關決議(H.Res.11)成立了所謂“美中战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簡稱“中國委員會”),截至1月27日已有24名成員,負責“評估、調查中國對美國帶來的軍事,經濟和技術挑战”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衆議院民主黨領袖Hakeem Jeffries亦帶領145名民主黨人投下贊成票,表明對華強硬仍是兩黨共識。不過,根據H.Res.11的規定,這一委員會僅具有开展相關調查、提出政策建議的職能,並不具備立法管轄權,也無權對任何法案或決議採取立法行動,以象徵性意義爲主。

從立法動機來看,國會議員無需對經濟結果負責,通常傾向於表現出強硬立場。

在政策傾向上,國會議員基於選舉考慮,往往選擇對華示強,以展現所謂的“堅定維護國家利益”的形象,而無須付出較大的現實政治代價;總統和白宮方面則需要爲外交結果和經濟發展負責,在外交战略上相對穩定、一貫、系統。

從立法流程來看,一項法案從提出到通過,通常需要復雜的博弈與漫長的流程,國會議員的強硬立場有諸多制衡。

以上屆國會爲例,僅有6%的法案能夠通過。國會立法流程相對較爲復雜,一項提案若要成爲法律不僅需經國會兩院通過,還需總統最終批准,通常包括六項環節:立法提案發起、委員會審議、審議與辯論、議會投票表決、兩院協商、總統籤署。總體來看,美國的立法流程體現出“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理念,一項法案最終能否成功立法仍需多方協調。現實中,立法提案數量衆多,但是否具備落地的可能則需要做出深入的分析和判別。在前幾屆國會中,參衆兩院議員在任上提出過數以萬計的立法提案,但最終成爲成文法的法律數量並不多,通常不到提案總數的10%。以上屆國會(第117屆,2021-2022年)爲例,根據“美國國會”官網數據統計,17812項立法提案中最終只有1030項被核准成爲法律,佔比僅約6%。

從美國衆議院“中國委員會”提出的法案來看,成立至今以其名義進行的所有立法均僅處於“法案提出”的初始狀態,基本未有後文。

因此,不宜過度誇大衆議院“中國委員會”的作用以及法案的落地概率。根據美國衆議院“中國委員會”官網,截至1月27日,以其名義提出的法案共6項,分別爲H.R.4545、H.R.4577、H.R.4865、H.R.5109、H.R.6143、H.R.7085,雖然涉及領域衆多,但均處於“Introduced”狀態,至今均無實質性進展。而從美國衆議院“中國委員會”主席Mike Gallagher本人的立法情況來看,在第118屆國會中,截至1月27日,其共發起或聯合發起200項法案,但僅有2項最終落地,絕大多數甚至未在衆議院進行投票表決。而且這兩項最終落地的法案,均爲聯合發起,且與中國無關,分別是:Protecting Hunting Heritage and Education Act以及25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Commemorative Coin Act。

從整體中美關系的維度看,由於美國大選政治周期的影響,2024年中美關系或有較強的階段性規律,我們判斷整體上將分爲三個階段。

階段一:緩和對話期(2023年底至2024年一季度)。近期中美高層對話持續开展,逐漸回歸巴釐島元首會晤共識,可關注APEC峰會後的成果落實。預計中美關系在2024年美國黨內初選結束、進入兩黨正面對決之前,或維持當前的緩和對話期。

階段二:大選擾動期(2024年二季度至2024年底)。從2024年美國大選節奏來看,鑑於黨內初選結果懸念較低,兩黨正面對決或將在二季度逐步开啓,由此導致的外部擾動或更加頻繁。

階段三:政策明確與方向選擇期(2024年底起)。美國大選塵埃落定之後,新任總統的內外政策將得到明確。若拜登成功連任,其政策風格或將更加連貫和統一,預期衝擊會相對更小。

隨着美國黨內初選階段逐漸失去懸念,進入兩黨候選人正面交鋒階段,金融市場將面臨的外部擾動或更加頻繁。

1月15日,美國2024年總統選舉艾奧瓦州共和黨初選落下帷幕,特朗普以51%的得票率獲勝。鑑於特朗普在黨內支持率的巨大領先優勢,預計在新罕布什爾(1月23日)、內華達(2月8日)、南卡羅來納(2月24日)等州初選後,圍繞共和黨黨內提名的博弈可能提前結束,並不需要等到黨代會(7月15日)才能明朗。從市場影響來看,黨內初選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結果本身,而是在於美國大選不同階段的切換對中美關系的潛在擾動。當美國大選進入兩黨候選人正面交鋒階段,金融市場將面臨的外部擾動或更加頻繁。

風險因素:

美國大選博弈超預期加劇;中美地緣政治博弈超預期加劇。


注:本文節選自中信證券研究部已於2024年1月28日發布的《海外政策時評(15)—美國國會“中國委員會”成色幾何?》;楊帆 遙遠



標題:美國國會“中國委員會”成色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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