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么韓國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一？

導讀

2022年，韓國總人口-0.1%負增長，總和生育率0.78，居全球主要經濟體倒數第一，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17.5%，處於深度老齡化社會。韓國超低生育率、老齡化加劇對其有什么影響？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效果爲什么不及預期？

核心觀點

韓國人口總量及結構：2021年韓國總人口5173.8萬，較2020年減少9.1萬，自1949年开始統計以來首次人口負增長。2022年，韓國總和生育率0.78，創下1970年起相關統計以來最低，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總和生育率最低。1966-2023年，韓國人口年齡中位數由17.3歲增至44.5歲；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用時18年，老齡化速度超過日本。

韓國人口遷移規律：韓國城市化晚於歐美國家，城市化速度快，城市化率從27.7%到70.4%用時僅28年。1988-2002年，城市化率由70.4%升至80.3%，2022年韓國城市化率爲81.4%。韓國人口向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集中，城市化空間結構極不均衡。2022年，首都圈面積僅佔韓國國土面積的11.8%,卻集聚韓國過半人口，約2612.4萬；韓國第一大城市首爾以0.6%的面積集聚18.2%的人口；第二大城市釜山以0.8%的面積集聚329.6萬人，人口佔比6.4%。

韓國人口變化影響：漢江奇跡不再，經濟增長乏力，儲蓄、投資率下降；同時，財閥經濟籠罩，社會活力下降，N拋世代湧現。

爲應對人口困境，韓國自20世紀90年代採取系列措施，包括設立人口政策機構，完善生育激勵、養育支持機制，建立健全養老保障制度，促進高齡人口就業等，然而政策效果不及預期，主要原因在於：

1）生育成本過高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愿，韓國是全球經濟體中生育成本最高、生育率最低的國家。韓國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所花的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7.8倍，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倍數最高。

2）韓國房價自2000年以來持續高速增長，2021年，韓國房價收入比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中以26.1排名第一，房價過高，抑制生育行爲。

3）忽視人口客觀發展規律，錯過人口政策最佳調整時機。

4）生育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成本約束階段到來，不婚不育成爲更多適齡人口的選擇。

5）男權主義思想、傳統家庭分工積重難返，政策未營造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韓國產假後重新上班的女性接近50%在1年內離職。

6）工作時間過長，抑制生育行爲、降低育兒時間。2022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1901小時，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最長。

正文

1 韓國人口特徵：負增長、老齡化、向首都圈集聚

1.1 人口數量：從高增長到低增長再到負增長

1925-1955年：受政局動蕩、朝鮮战爭等因素拖累，人口增長較慢，由1902.0萬增至2150.2萬，年均復合增長率0.4%。1925-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因衛生防疫、接種疫苗、引進西醫等措施，韓國醫療水平提高，人口平穩增長，20年增長610.0萬人，年均復合增速1.4%。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投降，朝鮮半島光復，但受政治派系分立、政局動蕩影響，人口不增反降，1945-1950年下降495.3萬至2016.7萬人。1950-1955年，朝鮮战爭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傷亡率增長，但也有部分人口由朝鮮流入韓國，總人口呈緩慢增長趨勢，年均復合增長率1.3%。

1955-1990年：60年代起韓國开始採取人口控制政策，人口增速波動下降，年均復合增長率2.0%。1955年起，隨着朝鮮战爭結束、政局趨穩、抗生素普及，韓國人口爆發性恢復性增長，1955-1965年，韓國人口新增765.7萬至2916.0萬，年均復合增長率達3.1%，被稱爲“嬰兒潮一代”。但人口高速增長和人口規模膨脹帶來貧困、環境污染、就業壓力、住房壓力等問題，爲避免阻礙經濟發展，韓國自1961年开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組建計劃生育審查委員會，下轄於衛生和社會事務部，目標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將人口增長率降到2.5%以下。此後10年間，人口政策不斷收緊，人口增長率明顯下滑。1965-1990年，韓國人口由2916.0萬增至4339.0萬人，年均復合增速1.6%。

1990年至今：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韓國經濟承壓，影響就業、收入，1990年起，韓國人口年均復合增速降至1%以下，2021年人口負增長。90年代中後期，受亞洲金融危機嚴重衝擊，韓國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壓力、收入不確定性增大，導致韓國適婚適育人口不婚不育、晚婚晚育現象增長，1990-2020年人口年均復合增速僅0.6%。2021年韓國總人口5173.8萬，較2020年減少9.1萬，开啓自1949年开始統計以來的首次人口負增長。2022年總和生育率0.78，創下1970年起相關統計以來最低，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總和生育率最低。人口增速由正轉負加劇了韓國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導致韓國人口金字塔轉向衰退型。

1.2 人口結構：出生人口創新低，老齡化速度高於其他國家

少子化：受生活成本高企、生育觀念轉變影響，不婚晚婚、不育晚育現象加劇，2022年總和生育率跌至0.78、新生兒數量首次跌破25萬。1960-1990年，韓國經濟騰飛，隨之而來的是房價、物價不斷上漲，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年輕人失業率、收入不確定性增長，不婚晚婚、不育晚育現象加劇。根據韓國統計局數據，1980-2020年，韓國結婚率從10.6‰的峰值降至4.2‰，單人家庭佔家庭總數的比重從4.8%增至31.2%。1990-2022年，韓國男性初婚年齡由27.8歲增至33.7歲，女性由24.8歲增至31.3歲。1993-2022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齡從27.6歲增至33.5歲，婚後生育首胎平均時間從1.2年增加至1.5年。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導致韓國總和生育率在1960年達到5.95的峰值後持續下降，1984年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2018年跌破1至0.98，2022年跌至0.78，創歷史新低；新生兒數量同比下降1.1萬至24.9萬，首次跌破25萬。

老齡化：1951-2023年，韓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從17.4歲增至44.5歲；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用時18年，老齡化速度超日本。1925年韓國人口年齡中位數20.5歲，1966年17.3歲，主因嬰幼兒死亡率降低、1955-1965年嬰兒潮。2000年，韓國65歲以上人口佔比7.2%，進入老齡化社會；2018年老齡化程度達到14.3%，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根據韓國統計局預測，2025年韓國65周歲以上人口佔比將突破20%，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從老齡化速度看，韓國老齡化時間晚於其他發達國家，但發展速度快於其他國家。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美國用了65年、法國126年、英國46年、德國40年、日本24年，韓國僅用18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法國用了28年、德國36年、日本11年，韓國僅用7年。

1.3 人口分布：城市化起步晚、速度快，人口向首都圈聚集

城市化階段人口轉移：韓國城市化晚於歐美國家，城市化速度快，城市化率從27.7%到70.4%用時僅28年。上世紀六十年代，韓國城市化萌芽起步，相較於美國、歐洲等主要發達國家起步較晚，人口隨着工業化向大城市集中，這一階段主要是以首爾爲核心的大城市依托臨近漢江的便利交通條件經濟高速發展，快速推動了韓國的城市化進程。第二階段爲七八十年代开始的高速增長期，1960-1988年，韓國城市化率從27.7%上升至70.0%以上。1988年起，韓國城市化率速度放緩，1988-2002年，城市化率由70.4%升至80.3%，2002年以後城市化率基本在80.0%-82.0%區間波動，2022年韓國城市化率爲81.4%。

都市圈城市群化階段人口轉移：韓國人口持續向都市圈、城市群及核心城市集聚，城市化空間結構極不均衡。

根據韓國行政區劃，全國可劃分爲17個一級行政區，分別爲1個特別市、1個特別自治市、6個廣域市、7個道，2個特別自治道。一級行政區中，2022年人口前三的區域分別是京畿道、首爾、釜山，人口分別爲1371.8、941.7、329.6萬人。京畿道人口自1985年开始迅速增長，於2005年趕超首爾人口，2022年以10.2%的面積集聚26.5%的人口。首爾人口1990年以來有下降趨勢，但仍以0.6%的面積集聚了全國18.2%的人口；釜山行政面積佔全國的0.8%，1970-2022年人口從187.6萬增至329.6萬，佔比6.0%增至6.4%。

首爾都市圈包括首爾、京畿道、仁川，首都圈人口集聚始於1960年，1960-1980年，首都圈人口佔比迅速增長，每十年增長8個百分點左右。1982年，韓國頒布《首都圈管理法》，確定了以首爾爲中心的都市圈的邊界，首都圈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首都圈面積僅佔韓國國土面積的11.8%,卻聚集韓國50.5%約2612.4萬人口，根據韓國國土开發研究院《第二次首都圈整備計劃構想》，55%的制造業企業，70%的高新技術企業，和82%的國家公共機構都集中在首都圈。

2 韓國人口變化影響

人口作爲生產者與消費者，既影響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供給側，也影響需求側，供給端通過勞動力、技術進步影響經濟，需求端通過消費、儲蓄、投資影響經濟。

人口紅利期，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撫養比下降，社會生產能力增強，創造、儲備大量社會財富，推動經濟增長。人口紅利消失後，勞動力供給下降、人口撫養比上升、老齡化加劇、養老負擔加重，對社會經濟發展形成阻礙。

2.1 漢江奇跡不再，經濟增長乏力，儲蓄、投資率下降

韓國人口高速增長期，勞動力供給充足，經濟連續27年保持兩位數以上增速，創造漢江奇跡；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加劇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拖累經濟增速。1970-1978年，韓國15-64歲人口保持年均3.2%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韓國GDP在1971-1981年年均復合增速達30.6%。1979-1989年，15-64歲人口年均增長率回落至2.0%-3.0%，與之對應的，1982-1991年GDP年均復合增速回落至17.4%。1990-1998年，韓國15-64歲人口增速降至1.0%-2.0%，GDP年均復合增速降至11.3%。1999年之後，韓國15-64歲人口增速跌至1.0%以下，2001-2022年韓國GDP年均增速進一步放緩至5.5%。2021-2022年，韓國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年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

韓國少子老齡化導致消費增速下滑，市場需求疲軟，但健康消費需求增長明顯快於其他。1970-1980年，韓國消費規模和人均消費水平波動下降，1980-1990年有短暫的上升期，隨後便一直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2000年，韓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超7%，進入老齡化社會，此後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持續增長，人口結構變化使健康消費增速快於其他消費支出。2000-2022年，健康消費支出年均增長8.7%，遠高於消費支出總額增長的5.3%。相比之下，需求市場的疲軟對於耐用品等需求彈性相對較大的商品產生的影響更大。2000-2022年，耐用品消費支出年均增長4.7%，其中2022年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2.3%。

韓國少子老齡化導致儲蓄率、投資率下降，1988-2022年國民儲蓄率從41.4%降至34.9%，1996-2020年投資率從31.6%降至25.4%。人口結構與儲蓄率密切相關，勞動年齡人口佔比增長提高儲蓄率。根據IMF國民儲蓄率預測值，1980-1997年韓國經濟高速增長、勞動人口佔比較高時，收入增速高於消費增速，國民總儲蓄率保持在36.0%-42.0%的高水平。隨着經濟增速放緩、少子老齡化加速，勞動人口收入水平增速放緩、社保費用支出增加，儲蓄率顯著下滑至30.0%-35.0%之間。同時，儲蓄率和投資率有明顯正相關性，儲蓄率持續下降導致投資率下滑。韓國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投資率曾達到39.0%的高點，而到2022年，韓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重已經降至32.0%。

2.2 財閥經濟籠罩，社會活力下降，N拋世代湧現

韓國社會保障成本不斷提高，社會福利負擔持續加重。韓國實行公共養老金制度，其中國民養老金在養老金體系中佔主導，覆蓋18歲以上的全體公民。韓國社會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2.8%攀升至2020年的15.6%，30年間上升了5.6倍。其中養老支出佔GDP比重從0.8%上升至4.3%，健康社會福利支出佔GDP比重從1.4%上升至5.2%，社會福利負擔均有明顯增加。伴隨着社會福利負擔的加重，韓國政府負債規模也在逐年增加。1997年，韓國國債規模爲60.3萬億韓元，佔GDP比重爲11.1%，2022年，國債規模擴大至1067.4萬億韓元，25年間負債規模增長了16.7倍，佔GDP比重攀升至49.4%。

韓國企業面臨用工難、人力成本升高，市場需求下降、盈利能力下降的雙重困境。韓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老齡退休員工比重增加，就業者爲保障未來退休生活，對薪酬與保障要求提高，從而提升企業僱傭成本。根據韓國統計局數據，2011年，韓國企業勞動力成本佔總運營成本的13.5%，2020年佔18.6%，平均每年上升3.3%。同時，市場需求的疲軟導致韓國企業銷售額增速下滑，以韓國制造業企業爲例，1970-1980年韓國制造業企業銷售額年平均增速37.2%，1980-2000年，銷售額增速放緩至14.7%。2000年之後，韓國步入老齡化社會，銷售額增速進一步下滑至年均5.9%。

財閥集團銷售額佔韓國GDP比重超80%，青年發展路徑受限，社會活力下降，從拋棄愛情、婚姻、生育的三拋時代，到進一步拋棄人際關系和購房的五拋世代，再到一切皆可拋的N拋世代不斷湧現。韓國財閥起源於李承晚政府時期，隨着財閥規模擴張，政府出台了系列管制政策，然而財閥在韓國經濟中依然舉足輕重。根據韓聯社數據，2020年，資產達5萬億韓元以上的64家集團銷售額1617萬億韓元，佔韓國GDP的84.3%。規模巨大的財閥當道，導致韓國少數群體掌握大量優質資源，階級固化持續加重。韓國年輕人口發展路徑局限於：進入一流大學、進入財閥集團優質崗位，競爭不斷加劇。激烈競爭疊加高房價，越來越多韓國青年放棄努力、內卷，成爲拋棄愛情、婚姻、生育等的N拋世代，社會活力持續下降。

3 韓國應對措施

3.1 少子化：設立人口政策機構，完善生育激勵、養育支持機制，推動工作家庭平衡

加強生育政策頂層設計，設立直屬總統的人口政策管理機構——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委員會，專門研究、制定、調整人口政策。

韓國通過一系列頂層設計保障人口政策、制度體系的順利推行。90年代初，韓國开始調整此前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1994年，韓國設立人口政策審議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研究、制定人口政策；2001年，設立性別平等與家庭事務部，該部門設立目標是促進性別平等、家庭福祉；2003年，成立老齡化與未來社會委員會，負責少子化老齡化社會政策制定、制度體系構建等；2005年，成立直屬總統的低生育及老齡化委員會，要求委員會向國會報告年度人口政策及相關成果等。

韓國實施鼓勵生育三步走計劃，2006-2020年推出三次《低生育率和高齡社會基本計劃》，構建較爲全面的鼓勵生育政策體系。2006年，韓國政府首次推出《低生育率和高齡社會基本計劃》，政策目標是建立應對低生育率問題的基本制度框架，具體措施包括建立消除生養育障礙的政策體系、擴充保育服務基礎設施、爲家庭提供育兒援助等。第一次《基本計劃》2010年實施完成，期間韓國生育率略有上升但未恢復至原有水平。2011-2015年，韓國政府實施第二次《基本計劃》，第二次《基本計劃》除了強調育兒援助，新增工作家庭平衡援助，主要舉措包括加強對職場女性的支持、滿足雙職工家庭養育子女需求。2016-2020年，第三次《基本計劃》實施，覆蓋面在第二次基礎上繼續擴大，除家庭外，企業、社區也被納入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範圍。

韓國持續完善生育激勵、養育支持機制，推動工作家庭平衡，保障職業女性生養育期間的就業權利。

生育激勵機制：韓國通過減免生育醫療費用、爲夫妻雙方提供產假等鼓勵生育。爲鼓勵結婚，韓國向月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婦每年提供5萬套保障性住房。爲鼓勵生育，韓國免除女性從懷孕到分娩產生的醫療費用，同時，1歲以下嬰幼兒產生的醫療費用全免。此外，生育一胎的女性，享受90天帶薪產假；生育二胎及以上女性，最高享受120天產假。2007年，韓國推出男性陪產假，進一步完善鼓勵生育的休假安排。

養育支持機制：韓國推出《中長期保育基本計劃》等系列政策爲家庭提供多層次托育政策，降低家庭養育成本。2006-2010年，韓國推出並實施《中長期保育基本計劃》，爲公共保育和提高保育服務質量奠定基礎，2008年推出《關愛兒童計劃（2009-2012年）》，2013-2017年第二次實施《中長期保育基本計劃》，詳細規定了保育機構設置、保育費用承擔，將家庭養育補貼範圍擴大至所有年齡群體，強調國家在保育中的責任。2018-2022年《中長期保育基本計劃》再次升級，擴大了保養養育的社會責任。除政策外，韓國通過現金補貼、降稅等方式爲育兒家庭提供援助，如2023年起，養育不滿1歲兒童家庭可享受每月7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3790元）。

工作家庭平衡：韓國出台《男女僱傭平等與支持工作家庭平衡法》等政策保障生養育期間女性就業權利。1988年，韓國就推出了《男女僱傭平等法》，2007年，該法律升級爲《男女僱傭平等與支持工作家庭平衡法》，鼓勵男性參與育兒，鼓勵企業支持女性工作家庭平衡。2018年，韓國修訂《勞動基准法》，進一步保障了生養育女性的就業權利，如明確女性帶薪產假、要求企業實行彈性工作制等。

3.2 老齡化：建立健全養老保障制度，促進高齡人口就業

建立健全養老保障制度體系，保障老齡人口、低收入群體生活。韓國先後頒布《低生育及老齡社會基本計劃》《老齡親和產業振興法》等法律，先後建立健全生活保護制度、醫療保護制度、國民年金制度。

生活保護制度：制度目標是保障低收入群體生活，最初只提供現金補助、救助，之後升級爲提供就業培訓與機會，經過不斷完善，制度於2000年完成立法，即《國民基礎生活保障法》，低收入群體按法律規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保障範圍擴大至提供教育、生育、居住環境等各方面。

醫療保護制度：與其他國家醫療保險制度不同，韓國醫療保護制度受益對象局限於低收入群體，按法律規定，所有城市、道設立醫療保護基金，基金主要來源是國家專項資金、地方自治團體資金，基金承擔低收入群體的全部或部分醫療費用。除醫療費用外，韓國通過醫療補助改善方案爲低收入群體提供健康生活維持費。

國民年金制度：韓國國民年金制度覆蓋全體國民，爲老齡人口提供各種生活保障，使其維持退休前生活水平。爲保持國民年金制度可持續性，韓國政府2003年起實行五年財政計算制度，綜合年金受惠人數、新加入人數、物價波動等因素，計算和預測年金現金流，據此調整年金制度方案。

促進老年人就業，依法保障老年人口平等就業權益，提供老年人口就業援助，構建終身培訓體制，爲老年人口就業提供更多機會。2012-2022年，韓國55歲以上員工佔全職員工比重從10.0%增至17.8%。

人口結構老齡化加重了韓國政府財政負擔、降低了企業勞動力供給、改變了家庭養老模式，老年人口就業需求不斷增長。同時，老年人口由於退休後養老金不高，生活穩定性和質量不高，自身再就業意愿提高。

韓國通過立法延長退休年齡至60歲，保障老年人平等就業權益。1991年，韓國制定《高齡者就業促進法》，2003年，韓國設立高齡化與未來社會委員會，解決老年人口就業問題，2008年，《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升級爲《禁止僱傭中的年齡歧視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其中禁止對高齡人口的年齡歧視，對高齡人口遭遇年齡歧視的，採取一定救濟措施。

韓國爲高齡就業者提供多種就業援助金，如工資封頂制員工享有工資補貼援助，每人每年享受的最高援助金額不超108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5.8萬）。除高齡就業者外，韓國對僱傭老年人口的企業也提供援助，如僱傭45歲以上員工的企業，員工實習期間，企業可享受每月6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3250元）援助，轉正後，享受最高54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2.9萬元）的補貼。

韓國爲老年人口提供職業生涯規劃服務，構建了終身培訓體制。韓國職業規劃制度發展初期，服務對象較少、範圍較小、項目單一，隨着制度不斷完善，服務對象由在職員工擴大至求職員工，服務範圍從大型企業擴大至中小型企業，極大的促進了老齡人口再就業。同時，韓國鼓勵企業按年齡分類培訓員工，對初入職場員工、退出職場員工提供不同的培訓課程，對員工終身培訓，提高高齡人口再就業能力。

4 韓國應對措施不及預期原因：

錯過最佳時機、婚育觀念轉變、生養育成本過高、性別不平等、工作時間長

盡管韓國自20世紀90年代起採取措施調整人口政策，尤其是2000年之後，人口政策積極鼓勵生育，2023年，根據韓國保健福祉部預測，“父母津貼”預算規模約2.4萬億韓元（折合人民幣129億元），但韓國仍深陷超低生育率、老齡化持續加劇的人口困境中，2022年總人口增速-0.1%，總和生育率0.78全球主要經濟體最低，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17.5%，處於深度老齡化社會。原因是什么？

一，生育成本過高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愿，韓國是全球經濟體中生育成本最高、生育率最低的國家。生育成本既包括從懷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養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生育成本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中通過對比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發現韓國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所花的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7.8倍，生育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倍數越高，意味着養育壓力越大，韓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倍數最高，嚴重抑制育齡家庭生育意愿。

二，韓國房價自2000年以來持續高速增長，房價過高，收入就業不穩，抑制生育行爲。韓國人口持續向首爾首都圈集聚，供求失衡，疊加全租房制度營造的全民炒房環境，房價持續高速增長。根據韓國國民銀行2022年三季度數據，韓國首爾2022年三季度房價約爲8.2億韓元（折合人民幣444萬元），而同期首爾家庭平均收入僅5701萬韓元（折合人民幣30.9萬元）。根據Numbeo數據，2021年，韓國房價收入比在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中以26.1排名第一。與高房價形成對比的事韓國經濟增長放緩、就業機會減少、收入兩極分化加劇，適齡人口競爭加劇，收入、就業不確定性增加，抑制生育行爲。

三，忽視人口客觀發展規律，錯過人口政策最佳調整時機。韓國總和生育率1983年下降至更替水平2.1，這是調整人口政策的最佳時機。然而，韓國90年代起才採取措施調整人口政策，同時，受到前期限制人口規模政策慣性影響，90年代人口政策調整風格偏保守，側重強調提高生育質量，未強調刺激生育。直到2000年之後，人口政策才從保守政策轉向積極鼓勵生育政策，導致政策推出後未出現嬰幼兒出生高峰，總和生育率自2000年起始終低於1.3以下。

四，生育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伴隨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韓國婚育觀念、文化習俗轉變，成本約束階段到來，不婚不育成爲更多適齡人口的選擇。根據驅動生育率下降主導因素的變化，可將人類歷史劃分爲四個階段：一，高死亡率驅動階段，人們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總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此階段韓國“多子多福”觀念深入人心。二，死亡率下降驅動階段，人們認識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證收益最大化，總和生育率從6以上降到3左右。三，功利性生育消退階段，人們的生育行爲更接近情感需求，並重視子女質量提升，總和生育率大致從3降到2左右。四，成本約束的低生育率階段，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於意愿生育水平。1983年，韓國已發展至成本約束階段，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是必然。

五，男權主義思想、傳統家庭分工積重難返，政策未營造性別平等的社會環境，女性需求未真正得到滿足，難以實現工作家庭平衡。盡管韓國政府推出系列政策保障女性權利，但政策僅局限於對家庭的支援，援助對象主要是已婚已育的職場女性，未立足於社會整體環境改變，導致政策難以對根深蒂固的傳統社會思想起效。根據相關數據，韓國產假後重新上班的女性接近50%在1年內離職，傳統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已婚已育的職場女性不友好，因此，越來越多女性在“生養育子女”和“追求職業發展”之間選擇後者，少生甚至不生。

六，韓國工作時間過長，2022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1901小時，在全球主要經濟體最長，抑制生育行爲、降低育兒時間。生養育子女需要勞動者在工作時間外付出大量額外時間，工作時間過長限制居民社交和戀愛，推遲年輕人結婚時間；同時，工作時間增加激化家庭-工作矛盾，降低員工幸福感，進而降低生育意愿；此外，過長的工作時長導致育兒時間縮短，使中低收入家庭延緩生育時間。根據OECD數據，2022年韓國是全球主要國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是韓國生育率倒數第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