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哈裏斯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

引言

9月11日，美國總統候選人哈裏斯vs特朗普的辯論落下帷幕，由於本次大選“兩黨候選人同時’激進化’，中間選民被拋棄”，這使得本次大選選情變得“撲朔迷離”且極易受各類突發事件影響，各項民調也顯示哈裏斯和特朗普，無論在全國還是在各個搖擺州都“難解難分”，這使得本次辯論對於大選結果的重要性遠超歷史同期，由於選民對哈裏斯的政策主張尚不充分了解，本次辯論對於其是否能勝選更是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總統辯論的看點，核心的並不是兩黨候選人的具體政策主張（這些早在各類競選活動中被反復宣傳），而是誰發揮表現的更好，誰更能打動尚未作出決定的“搖擺選民”，誰犯下重大的失誤。就這幾個維度而言，哈裏斯無疑是本次辯論的贏家：特朗普則在辯論开始大約半小時後被哈裏斯成功激怒，自亂陣腳，多次搶答、與主持人發揮爭執，甚至堅持非法移民喫寵物的謠言。根據辯論後的CNN/SSRS快速民調顯示，63%觀衆認爲哈裏斯獲勝，只有37%認爲特朗普獲勝。同時，在辯論結束之後，在美國年輕人中有着無與倫比影響力的泰勒斯威夫特，首次明確書面背書支持哈裏斯，也進一步加大了哈裏斯的聲勢。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目前仍很難判斷：哈裏斯或特朗普誰能勝選。我們在上一篇文章《如果特朗普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中詳細論述了，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的“三大預期差”：“破壞性”顯著強於第一任期，全球地緣動蕩的烈度與黃金價格“上不封頂”，國內政策將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刺激。

本篇文章，我們將詳細論述：這次選舉變得如此難以預料的根本原因，哈裏斯的政策最重要“預期差”——更加擁抱奧巴馬激進路线，而非延續拜登溫和路线，並詳細介紹其具體的經濟、外交、內政等政策對美國經濟、“二次通脹”、全球地緣、國內政策方向及大類資產價格的影響，本次選舉的最好與最壞結果分別是什么，以及本次大選過程中的“亂象”對於“時代變化”和思考框架的啓示，這幾個關鍵問題，以饗讀者。

（一）

撲朔迷離的選情：兩黨同時“激進化”下，被拋棄的“中間選民”

我們在今年元旦發布的《2024：全球與中國資本市場機會與風險有哪些？》於市場最早指出特朗普當選概率顯著小於市場預期，在拜登辯論表現不佳，槍擊案發生後，特朗普“風頭最盛”的7月，我們在《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文章中依然堅定的強調“特朗普當選概率顯著小於市場預期”，隨後伴隨拜登退選、特朗普選擇激進的萬斯作爲副總統候選人，其在全國及各關鍵搖擺州的民調快速下跌，哈裏斯一時風光無限。然而，就在哈裏斯8月初“勢頭最強”之時，其幾個關鍵決策卻在實質上大幅降低了其勝選概率，並使得本次大選的最終選情變得“撲朔迷離”。

能否團結本黨的力量和吸引中間選民是我們美國大選選情判斷的最重要指標：2016年大選，特朗普之所以成爲“黑馬”的關鍵在於當時的共和黨大佬小布什家族、麥凱恩等均全力團結在其周圍，而希拉裏卻因爲對於桑德斯等激進派的傲慢，使得民主黨陷入分裂；2020年大選，特朗普之所以輸給國內自媒體一致不看好的拜登，其關鍵原因在於，小布什、羅姆尼等共和黨建制派大佬卻明確不支持特朗普，而拜登則團結了包括奧巴馬、桑德斯在內的民主黨黨內各路力量，甚至包括麥凱恩家族等共和黨溫和派力量。

因此，當7月特朗普選擇激進並年輕的萬斯作爲副總統候選人，引發女性中間選民、共和黨建制派普遍擔憂，並對共和黨內喬治亞州、亞利桑那州等關鍵搖擺州的共和黨建制派州長持續人身攻擊，強化共和黨黨內分裂之時，盡管市場因槍擊案等一致預期其勝選，我們卻堅定的認爲，其勝選概率被明顯高估。我們當時在文章中指出，拜登退選之後，如果哈裏斯選擇關鍵搖擺州的溫和派，如：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夏皮羅或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凱利作爲副手，則哈裏斯勝選概率將非常大。

“激進左翼vs激進右翼”——選擇沃爾茲作爲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的影響。然而，遺憾的是，8月6日其選擇的卻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作爲其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雖然看上去白人大叔的身份似乎與哈裏斯互補，然而，其在非法移民、治安等諸多美國選民最爲關心的問題上立場卻屬於“激進左翼”，比如：其曾說過要給非法移民發放梯子，幫助其翻越邊境牆；2020年“弗洛伊德騷亂”發生在明尼蘇達州，其之所以引發全美範圍的騷亂，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州長沃爾茲對警察執法的限制。

哈裏斯選擇沃爾茲作爲副總統候選人，使得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呈現出“激進左翼vs激進右翼，而佔比40%的最關鍵的中間選民則被完全拋棄”的特點：在哈裏斯選擇沃爾茲作爲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公布後，諸如“黑利競選同盟”等原本對於特朗普非常不滿，並表態支持哈裏斯的共和黨溫和派選民態度开始變得猶豫和擔憂。

哈裏斯的“價格管制”經濟政策：極易被貼上“激進左翼”的標籤。而資本市場對於哈裏斯“激進左翼”立場可能會顯著拖累選情的認知則源於8月15日，哈裏斯對於經濟競選綱領的公布，其中，試圖通過“價格管制”控制通脹的做法——其宣稱“將出台美國歷史上首個禁止哄擡食品價格的聯邦禁令”，尤其爭議頗多：不僅違背經濟學基本原理和美國零售企業在過去2年通脹高企期間淨利潤率從5.9%下降爲3%的事實，而且對於分布在各個關鍵州的食品、零售行業從業人員切身利益直接受損。

這些經濟政策主張與沃爾茲副總統候選人的任命和哈裏斯本人在非法移民管控等方面糟糕的記錄，更使得其很容易被特朗普貼上“激進左翼”的標籤，進而遭到持續攻擊和失血。故當哈裏斯經濟政策主張公布之後，博彩的polymarket網站上，哈裏斯的勝率快速下降10%，而全球大類資產亦再度呈現：弱美元、原油，強黃金的“特朗普交易組合”的回歸。

當然，這並不是說，特朗普當選已是“板上釘釘”，而是說，當哈裏斯選擇沃爾茲之後，使得原本確定度很高的選情开始變得“撲朔迷離”與高度不確定：由於兩黨同時拋棄了中間選民，這就使得大選變成了“比誰犯錯更多”的遊戲。

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特朗普也面臨年齡過大，關鍵搖擺州集會頻率顯著低於更加年輕的哈裏斯；各類耗費巨大的法律訴訟的挪用，使得本來就偏少的競選資金更加捉襟見肘，除了賓夕法尼亞州外，在各個關鍵搖擺州競選廣告的投放數量，哈裏斯要顯著大於特朗普；對於共和黨建制派的攻擊，使得前總統布什、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爾等在今年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失聲，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包括拜登、奧巴馬、克林頓等前總統，桑德斯、AOC等民主黨激進派代表，賓州州長夏皮羅、肯塔基州長貝希爾等副總統候選人熱門競爭者均登場發言支持哈裏斯等各種不利因素。

總之，當兩黨變成“比誰犯錯更多”的遊戲之後，大選本身受各類不突發因素擾動極其敏感，這使得當前美國大選選情預判的難度相對此前顯著增加，我們只能保持密切跟蹤。

（二）

若哈裏斯當選的路线，更大概率選擇“奧巴馬式激進路线”，而非“拜登式溫和路线”

在選情本身撲朔迷離之下，我們上一篇文章《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中，第一個關鍵“預期差”是，與市場主流喜歡參考16-20年其第一屆任期分析其政策走向不同，由於過去8年，特朗普完成了對共和黨高層的全面控制，和其權力的不受制約性，其若當選帶來的破壞性將顯著大於其第一任期。

同理，假設哈裏斯勝選的情況下，當前市場的主流分析，基於哈裏斯得到了拜登的全力背書和支持，民主黨由於臨時“換帥”，競選綱領也基本繼承拜登的政策等，對哈裏斯政府政策的分析認爲，其將是過去四年“拜登路线”的延續。而我們則從以下三個重要的觀察出發，認爲：其若當選更大概率將擁抱甚至推進奧巴馬時代的民主黨激進路线，而非拜登的溫和、中間路线。

首先，從哈裏斯的權力來源，也就是本次拜登退選前後面臨的壓力和支持來看：在拜登因爲總統辯論表現不佳而暴露出身體健康隱患之後，民主黨內進步派桑德斯、AOC，國會黑人黨團、拉丁裔聯盟，克林頓夫婦，美國工會等均始終強烈支持拜登繼續競選，而佩洛西、奧巴馬則通過各種直接間接手段施壓拜登退選。

其次，從哈裏斯的副總統候選人任命過程看，拜登、克林頓夫婦均提議選擇賓夕法尼亞州長夏皮羅作爲副總統候選人，這樣可以最大化勝選概率，而奧巴馬、佩洛西則推薦沃爾茲，其更看重沃爾茲能將所謂“進步主義”繼續推動。

再次，從哈裏斯競選團隊構成看，彭博社報道，拜登在退選第一時間，哈裏斯便改組了競選團隊大力吸納並重用原先奧巴馬競選團隊的核心成員等，並對原先拜登競選團隊的成員進行“邊緣化”。

最後，從核心決策智囊團隊構成看，拜登的核心決策團隊以各領域專家爲主，同時愿意採納有實質幫助的不同意見，比如：2021年，拜登在美國經濟已經明顯復蘇的情況下大規模發放消費補貼，當時在鮑威爾、耶倫等美國主流聲音都宣稱通脹可控的背景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多次在華爾街日報等媒體撰文指責這一政策或將造成美國通脹失控。當2022年美國通脹全面上升之後，拜登卻在白宮高規格接待薩繆爾森，虛心求教其經濟政策意見，這使得2022年之後，薩繆爾森成爲影響白宮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經濟學家，美國核心cpi等數據也在其政策下得到了階段性的控制。

而哈裏斯的風格則明顯不同，《紐約時報》報道，哈裏斯的重要決策依靠的是身邊一個由二十多位顧問、朋友和親戚組成的多種族跨世代的人員網絡，其每天都要給他們打電話求助或徵求意見。

與此同時，哈裏斯用人時更傾向於對其言聽計從，能夠提供“情緒價值”的“寵臣”，而非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真正幫助的有能力的人才，這在副總統候選人選擇過程中顯示得尤其明顯：其之所以選擇對其競選幫助有限的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而非能夠幫助其鎖定勝局的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夏皮羅，一個最爲重要的原因是，哈裏斯在與沃爾茲的交流中，看中了其**，與其交流有“化學反應”，而夏皮羅則由於其“鋒芒畢露”的性格和“鬥士形象”，使得哈裏斯與其交流後，反應平平。

哈裏斯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如果其當選，其政策很難依靠專家的力量從實際出發，也無法顧及各方利益，更大概率其會遵循自己內心的“感覺”和“政策初心”，如同近期出台的爭議極大的經濟政策綱領。而由於哈裏斯在諸多經濟等專業問題上相對淺薄的學識以及“激進左翼”的“政策底色”。我們預計，其若當選，將使得美國在處理各類內政外交上面臨的挑战將遠大於拜登時期。

那么，哈裏斯的“激進左翼”路线將對美國和全球帶來哪些具體的影響呢？我們接下來將分別從美國經濟、政治與社會及外交與全球角度出發進行詳細分析。

（三）

“結果公平”下的哈裏斯經濟政策將帶來哪些影響

“低物價、低稅收、高社會保障”是哈裏斯經濟政策主張的目標。哈裏斯在8月17日北卡羅萊納州的演講中公布第一份經濟計劃《美股家庭降低成本議程》，明確表示其將專注於爲中產階級創造機會，促進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穩定和尊嚴。整體來看，其經濟政策主張明確體現了"將立場牢固地確立在中產階級一方"的战略定位。

哈裏斯的經濟政策框架試圖通過政府幹預來糾正市場失靈,實現更公平的經濟結果。正如上一篇報告所闡述的邏輯，美國制造業“空心化”，造成了美國工薪階層收入改善的乏力，中產階層的萎縮和貧富分化的加劇。由於中產階級萎縮是過去40年全球化美國社會的“利益受損者”。哈裏斯在政治上明確地將自己定位爲中產階級的擁護者，中產階級長期以來是民主黨的重要支持群體，通過聚焦中產階級問題,可以鞏固這一關鍵選民群體的支持。通過承諾改善中產階級生活,可能吸引一部分原本傾向共和黨的中間選民和搖擺選民。

而哈裏斯這一具有明顯特徵的政治立場反映在她的一系列旨在增強和擴大中產階級的“結果公平”政策中,如減稅、提高最低工資、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等，具體措施包括對教育投資的稅收抵免、針對首次購房者的補貼、以及對創新型小企業的稅收優惠等，旨在實現"結果公平"。

具體來看，哈裏斯的經濟政策主張的重點且篇幅較長的內容是關於居民住房。哈裏斯認爲住房短缺首先是供給側原因开發商缺乏建設剛需房的意愿，導致供愿短缺，推高房價。她希望通稅收減免激勵开發剛需房的开發商，且嚴厲打擊企業房東和大業主，爲美國人降低租金，並且禁止房屋租金按雙位數的幅度增長。哈裏斯主張新建300萬套住房，結束美國住房供應短缺，在需求側爲剛需买房人群提供多達25000美元的首付支持。

其次，哈裏斯也承諾進一步降低醫療成本。具體包括增加聯邦政府醫療保險市場平台的保險補貼、對所有美國人的處方藥自付費用設定每年2000美元的上限、爲數百萬美國人免除醫療債務等。

最後，哈裏斯對"結果公平"的追求貫穿於她的經濟政策之中。她認識到單純依賴市場機制可能無法充分解決不平等問題，因此在市場化政策的基礎上，加入了旨在促進結果公平的元素。比如，通過大規模的直接補貼、稅收減免和債務免除,這些政策有望迅速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例如,每月500美元的退稅抵免則可能直接增加消費支出。這些措施可能在短期內提振經濟活力,增加總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哈裏斯的政策承諾要切割社會不平等的藩籬，爲中產階級开闢一條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然而，這把政策的雙刃劍並未因其美好的承諾而失去其危險性。哈裏斯對結果公平的追求的同時，對經濟市場效率造成的損失終究會不斷顯現。

首先，哈裏斯的"結果公平"政策可能會破壞優勝劣汰機制，可能會削弱市場的自然選擇過程，降低整體經濟效率。哈裏斯經濟政策聚焦降低生活必需品成本，打擊哄擡物價現象。哈裏斯努力推動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禁止食品和日用品價格欺詐的聯邦法案等代表的諸多價格管控措施,如限制食品和日用品價格,可能會扭曲市場信號,影響供需平衡。

以哈裏斯提出的食品價格控制政策爲例，其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包括如：低收入地區雜貨店關閉，加劇"食品沙漠"問題。食品生產商利潤下降，導致產品種類減少和質量下降。小型食品生產商和零售商倒閉，市場集中度提高等。這可能導致某些商品供應短缺, 對企業的嚴格管制可能會抑制創新和投資積極性,從而會影響經濟的動態效率。

其次，財政支出壓力陡然增加。若哈裏斯當選，其重點實施這些"結果公平"政策，無疑需要巨額財政支出,這可能給已經龐大的美國國債帶來更大壓力。盡管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2025財年的初級赤字率將從2024財年的3.9%下降至3.1%，但哈裏斯的政策主張可能導致這一預測值被大幅提高。她最近提出的政策，包括爲首次購房者提供"首付支持"和爲兒童撫養提供稅收減免，都將推高政府支出。此外，哈裏斯可能會延續拜登政府的大學生貸款減免計劃，而這正是2024財年赤字率超預期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種大規模的財政擴張可能引發通脹壓力, 其作用機理可總結爲：政府可能會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增加會導致更多資金流入銀行系統，促使銀行儲備金顯著上升。信貸供給擴大，從而導致通脹壓力加劇。而貨幣政策方面，爲了對抗財政擴張帶來的通脹壓力，社會利率水平可能會在高位停留較長時間（"high for longer"），來對抗這種通脹中樞的中長期擡升。

最後，哈裏斯的"結果公平"政策可能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美國作爲世界最大經濟體,其政策變化往往會產生溢出效應。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可能導致美元貶值,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如果導致美國通脹的再次擡頭或債務危機,則可能對全球經濟穩定性造成威脅。

（四）

哈裏斯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掛帥”下，失序的油價

對於哈裏斯的外交政策，與普遍認爲的其會繼承拜登的外交路线相比，《華盛頓郵報》指出：一方面，哈裏斯並不擁有拜登那樣龐大的外交幕僚團隊，另一方面，五位現任和前任官員則認爲，哈裏斯並不信任拜登的外交幕僚，擔心如果她表達任何異議，總統的助手們會泄露她的評論細節。

同時，她的助手和盟友指出，哈裏斯與前總統奧巴馬一樣，是一位具有社會正義傾向的律師，她敢於挑战幕僚的觀點，並以檢察官的熱情捍衛“法律與秩序”。

也就是說，其外交政策將會延續奧巴馬而非拜登的外交路线。那么，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有什么特點呢？既以所謂人權、“政治正確”等西方左翼意識形態爲出發點，而非基於實際利益和秩序的穩定，

本質上是在全球範圍內支持各類不穩定的力量，這將增加各類局部地緣衝突的風險並埋下長期隱患。

當前西方各國愈演愈烈的難民危機、不斷高企的能源價格和對紅海航運和美國國際威望帶來重大影響也門胡塞武裝，歸根溯源，也是奧巴馬政府這種“意識形態掛帥”的外交政策引發中東失序的長期惡果。2011-2012年，奧巴馬政府不顧中東各國國情，亦無視美國實際國家利益，僅僅因爲其在國內政治上屬於西方定義的“威權政府”，與西方左翼“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不符，便縱容甚至支持阿拉伯地區各類不穩定力量的“阿拉伯之春”，推翻在政治、經濟立場上也對美國較爲親近，曾經是美國影響阿拉伯世界和原油價格的重要抓手，也是海灣地區穩定的重要力量的埃及穆巴拉克、也門薩利赫等政權。

上述地區穩定力量被破壞後，一方面，帶來了也門胡塞等激進力量的崛起，進而帶來了紅海、中東地區曠日持久的動蕩，比如：也門胡塞對紅海等關鍵航路全球商船的持續襲擊，使得2024年初，埃及蘇伊士運河的運量同比下降35%，大量國際商船不得不繞道需要增加2周以上耗時的好望角，這使得原油等物資的每次航行運輸成本大約增加50萬至100萬美元；而也門胡塞對沙特油田的經常性襲擊，使得沙特需要不斷的短暫中斷原油生產，對原油產量的影響大約是570萬桶/天。這些均驅動了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高企，亦是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通脹走高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各種激進力量的崛起造成了中東的長時間的失序與战爭，如：敘利亞內战、也門內战等，战爭帶來了大量原本阿拉伯國家的富裕的中產階層快速淪爲難民，並釀成人道主義危機。而奧巴馬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爲代表的西方政客給出的解決方式卻是，大量放縱並引入上述與本國文化差異巨大的穆斯林難民，並以爲可以帶來低成本的勞動力，但文化上的難以融入和與主體民族間的衝突，卻帶來了西方國內治安、衝突的不斷惡化和社會共識的消弭，這又使得“反移民”“反秩序”的以特朗普、勒龐爲代表的西方極右翼力量在近年來不斷崛起。

如果哈裏斯當選，其在外交上的延續奧巴馬的“意識形態掛帥”的激進路线，將會使得本已風雨飄搖的中東更加動蕩，同時，沙特王儲薩勒曼在西方左翼眼中相對糟糕的形象，或將使得沙特及海灣國家與美國的關系愈發疏離，疊加激進的環保政策對於美國頁巖油供給的制約，這將使得原油價格進一步走強。

而由於油價與電力價格是美國通脹最主要的構成，以及哈裏斯激進“福利主義”政策——住房補貼對於房價的推升，最低工資大幅提高對於工資的推升，可以預期，若其當選，美國通脹中樞必然進一步擡升。

同時，哈裏斯這種“意識形態掛帥”的“激進左翼”主張在美國國內，預計其將進一步推廣早已飽受詬病的“覺醒主義文化”，即以“身份政治”“多元化”爲代表的所謂“政治正確”，這種身份政治以及哈裏斯-沃爾茲在目前已經日趨影響民衆切身利益的非法移民、治安問題上的“左翼立場”，或將進一步加大美國族群間的仇恨與社會共識的進一步瓦解，並帶來美國社會動蕩的加劇。

而以上這些因素疊加，將使得若哈裏斯當選，黃金價格整體也將呈現穩步上漲的態勢。

（五）

哈裏斯當選下的中美關系：可控的風險與國內政策“轉向”的契機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與特朗普若當選，其不可控性帶來的二战後國際秩序受到根本性衝擊與“驚濤駭浪”下黃金價格“上不封頂”相比，哈裏斯當選下的全球地緣風險的烈度“上限”是相對可控的，故金價上漲更多將呈現斜率相對平緩的特點：

首先，哈裏斯在俄烏等關鍵地緣問題上的態度，整體上是維持二战後的國際秩序。其將延續並強化民主黨一直以來的美國與北約、歐盟、日韓等傳統盟友的合作，在關鍵地緣問題上，以盡力履行美國的國際義務與條約義務爲導向，這就使得美元霸權的基石——二战後，美國秩序體系的基石依然相對穩固。

其次，哈裏斯在全球最爲關鍵的中美關系上，或將延續拜登政府“競爭不對抗”或者說“接觸+遏制”的策略，即：在高科技等方面強化限制的同時，保持與中方的貿易接觸（不過度加徵普適性關稅）和尊重，並在重要地緣問題方面明確立場。這一策略這一本身將使得中美雙方因爲誤判而帶來的超預期“黑天鵝”風險的概率盡可能的降低。

再次，與拜登背後的工會勢力相比，哈裏斯本人及其背後以佩洛西、奧巴馬的民主黨勢力，更受益於全球化貿易體系帶來的“暴利”。特別是其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作爲華盛頓資深的“知華派”，本人親和力較強，有着連續十年訪問中國的外教經歷，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且主張中美強化文化、民間交流，這一點與23年底領導去美國時的主張不謀而合。

雖然這些傾向或難以改變中美競爭的大勢，資本市場期待的減少已有關稅和高科技限制亦較難發生，但這些主張對於控制中美衝突的“烈度”與“上限”無疑是有所裨益的。

在日趨不穩定國際地緣環境下，中美作爲東西方陣營的龍頭和全球地緣的“基石”，中美衝突的烈度可控，也意味着本輪全球地緣動蕩大周期的對抗烈度，與歷史上相似階段相比，要更加緩和，這對中美兩國人民，甚至全人類而言亦是幸事。

而就國內政策而言，十九大之後政策的重心在安全與效率間的權衡，是政策階段性調整和變化的最重要考量，而外部整體地緣環境的變化又是這種政策重心階段性調整的最重要背景。我們在《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中提出：與12-18年總量政策上重視需求側刺激，產業政策上重視互聯網爲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傳統以GDP爲中心經濟政策框架相比，2018年之後總量政策上對於需求側刺激始終保持定力超預期，產業政策全部重心在於新質生產力、“卡脖子”、“硬科技”等與國家安全與軍備能力密切相關的高端制造業。這種經濟政策框架的根本性變化與2018年特朗普政府所主導的**引發的全球地緣不安全顯著加劇是密切相關，故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由於其權力的更加不受制約性及無視國際秩序基本原則對全球地緣帶來的“驚濤駭浪”，國內政策的轉向方向將是進一步注重安全，而非市場所預期的刺激。”

同理，若哈裏斯當選，其帶來的中美風險的“烈度”相對可控的預期和關鍵地緣問題上明晰的態度，將使得安全的風險相對可控，中美的競爭更多的立足於和平競爭也就是經濟效率的框架下，在此基礎上，若明年國內經濟內生動能壓力進一步加大，類似2022年下半年側重於經濟效率，對資本市場相對有利的“政策階段性轉向契機”或也將漸行漸近。

（六）

關注國會選舉：“兩黨激進化”下的“最優結果”是什么？

綜合以上分析及上篇文章《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本次大選呈現出“激進左翼vs激進右翼”的態勢，使得大選結果無論如何誰最終當選，對美國乃至世界秩序都並非福音（具體見圖表14所述）。

而就市場一種普遍的觀點：從歷史統計來看，美國總統候選人競選時的承諾只是爲了爭取選票的“畫餅”，其平均兌現程度只有30%不到，故無需過度關注美國總統大選。我們認爲，這一邏輯對於哈裏斯或許是適用的：拜登-哈裏斯政府的權力基礎來自於民主黨各路大佬的背書，故當身爲美國總統的拜登，盡管自身極不情愿，也不得不被迫退選。而哈裏斯的候選人資格由於並非來自初選，其基層選民基礎甚至還不如拜登。從這個角度來看，哈裏斯無論其政策主張如何“不切實際”，至少其本人是可控和受到較強制約的，這也意味着其政策的“破壞性”亦相對可控。

而若特朗普當選則完全不適用於上述邏輯，由於特朗普的權力基礎來自共和黨基層選民的“狂熱”，而不是各路的背書，反過來，無論共和黨內大佬背後的傳統勢力和資金有多強，特朗普都可以煽動選民讓其在初選中被淘汰，這就使得其權力本身相對美國歷史上所有總統候選人是完全不可控的，2016-2020年其第一任期中各種美國國內和國際的亂象的根源即是如此。而由於過去8年，特朗普對共和黨高層進行了較爲徹底的改組，相對第一任期，其黨內建制派的制衡基本已消失殆盡，以及美國最高法院賦予了總統任內近乎不受法律制裁的權力，還有“共和黨2025計劃”中大幅改組美國公務員官僚隊伍等主張，一旦其當選，其政策的破壞性和“不可控性”將完全超越以往美國歷史經驗。

從這個角度看，在美國兩黨候選人同時“激進化”下，如何減少對美國和世界秩序的影響，本次國會選舉的結果亦比以往更加重要，或許對美國和世界秩序來說，本次美國大選最好的一種結果是：哈裏斯勝選（其本人相對特朗普更加可控），但民主黨至少輸掉參、衆議院中的一個，使得哈裏斯的激進政策落地難度進一步加大。而相應地，本次大選最壞的結果則是特朗普勝選的同時，共和黨同時控制參、衆兩院，這種情況下，失去任何制約的特朗普所帶來的“破壞性”以及全球地緣的動蕩程度或將“驚濤駭浪”。

就近期最新民調綜合分析看，盡管本次大選中總統選舉的勝負自兩黨候選人組合同時“激進化”後變得愈發難以預料，但參、衆兩院選舉的勢頭卻愈發清晰：民主黨奪回對衆議院控制的概率一直穩步領先共和黨，且近期有勢頭繼續拉大的跡象；相應地，由於這次參議院選舉涉及的34個席位中，23個來自民主黨，這使得共和黨奪回參議院的概率較大，最新的民調顯示，共和黨或以51:49的微弱優勢成爲多數黨。

或許當前民調顯示的，參、衆兩院分屬兩黨且均微弱優勢的狀態，使得總統候選人的激進政策在落地過程中受到立法權的有力牽制，並不得不向中間派進行一定的妥協，或是本次大選打破兩黨愈發“激進化”格局唯一路徑。

（七）

“兩黨同時激進化的啓示”：迎接一個全球更加動蕩的“新時代”

從更廣義的角度看，本次美國大選呈現的“兩黨同時激進化，中間選民被拋棄”的特點，並非偶然：在9月1日，德國舉行的圖林根、薩克森州議會選舉中，極右翼的“另類選擇黨”得票率大幅上升，歷史上首次分別成爲上述兩個州的第一大、第二大黨，而極左翼的瓦根克內西特聯盟得票率亦大幅上升，而德國總理舒爾茨所在的德國社民黨以及目前政府中聯合執政的**和自民黨的得票率均大幅減少；在6月30日，法國舉行的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極右翼的國民聯盟獲得和極左翼的“新人民陣线”得票率均大幅上升分別列第一和第二，而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在的復興黨及中間派聯盟得票率則大幅下降，僅列第三。

愈來愈多的激進力量崛起和建制力量沒落的背後是社會矛盾的日益不可調和和失序，而造成這一切的恰恰是西方建制派精英自己過去四十年的一系列“短視”和“貪婪”：

我們在上一篇《假若特朗普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文章中指出西方各國過去四十年，不負責任的“全球化”，追求短期企業利潤，卻帶來了本土制造業能力的長期瓦解與國內中產階層萎縮與社會撕裂的長期加劇是政治極化背後的經濟原因。

除此之外，西方各國資本在老齡化下，因片面追求廉價勞動力與奧巴馬、默克爾等西方政治精英爲了短期的選舉勝利和所謂“選战鐵盤”，而不負責任的引入大量與本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穆斯林等非法移民；並試圖強行推動扭曲的“覺醒文化”與“身份政治”，來壓制普通民衆對於這些短視措施的不滿，並轉移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勞資矛盾”，卻引發了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真正危險的長期災難：種族矛盾的加劇和社會共識的對立。

與美國建國之初直到上世紀，雙方候選人的辯論主要通過報紙，詳細闡述嚴肅、縝密的自身的政策觀點和從政履歷相比，互聯網、社交媒體、短視頻爲了追求短期流量效應的收益，忽視基本的政策觀點的“事實審核”，愈發迎合“娛樂化”，“博出位”，甚至“陰謀論”等言論和政客大v，並通過“算法推薦”“定向推送”特定的類似觀點，使原本只是觀點傾向略有不同的群衆，形成一個個難以互通並不斷自我強化的“信息繭房”，成爲培育政治極化與對立的“溫牀”。

這就使得能夠贏得選舉的往往並非是最善於治理國家的政治專家，而是更能夠譁衆取寵、煽動情緒的“脫口秀型演員”，無論對於美國兩黨都是如此，如：2004年選舉，越战老兵民主黨候選人克裏輸給更年輕的小布什，2008年的越战英雄麥凱恩、2012年從政經驗豐富的羅姆尼輸給奧巴馬都是這種“逆淘汰”的體現，這反過來也使得美國兩黨爲了贏得選舉，在新一代政治梯隊中，愈發傾向推舉所謂的“觀點激進”“有所謂人格魅力”的候選人。

經濟學家凱恩斯說過“從長期看，我們都已死去”，這句話曾被金融圈奉爲“金科玉律”。過去四十年，西方建制派精英所推動的“經濟全球化”、“移民化”、“身份政治”、“流量化”無不是在這一極端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而忽視長期風險積聚的“短視”理念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政策上的體現。其本質是對構成二战後全球長期和平的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國際秩序穩定“基石”的一種“揮霍”，是一種“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極致“貪婪”。

但長期的風險終會“聚沙成塔”般的不斷積聚，建制派精英的貪婪、短視，終將被其締造的激進民粹所“反噬”。然而，由底層民衆憤怒情緒所驅動的民粹，本質上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這種“破壞性”力量的釋放，帶來的恐怕並非是其支持者所期待的“烏托邦”，而是二战後全球秩序“基石”的進一步崩塌，正所謂“人心思亂”。

所謂“天下大勢，’和’久必分”，西方諺語亦有言“艱難的時代造就堅強的人，堅強的人創造繁榮的時代，繁榮的時代滋生脆弱的人，脆弱的人帶來艱難的時代”，也就是說，在經歷了二战後近八十年的全球和平和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高增長“紅利期”後，一個全球地緣更加動蕩的“新時代”或正拉开序幕。

“夏蟲不可語冰”，對於投資者而言，建立更加重視“安全”的“新時代”的經濟、政策與投資思考範式，切忌機械套用片面注重“短期效率”的高增長時代“凱恩斯框架”，而低估“新時代”的風險，並由此帶來一系列的投資誤判，或是當務之急。

風險提示：美國經濟超預期下行，全球流動性超預期收緊，國內產業政策落地不及預期，美國大選前的“黑天鵝”事件影響，全球地緣動蕩預期超預期升溫。

注：本文來自中泰證券發布的《如果哈裏斯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報告分析師：徐馳 S0740519080003、張文宇 S07405201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