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雀》6集過後，女主戲份，體現王小槍真正水平，有悲憫心

3月20日，電視劇《黃雀》播出至第6集。在第5集和第6集的片頭部分，體現出了該劇編劇王小槍真正的水平，有悲天憫人的情感。其實，創作一個火車站扒竊和反扒的故事，並不難，真正難的，是用悲天憫人的情感去講述這些故事。這也是嚴肅文學和普通讀物的區別。

還望諸位不厭其煩，允許我復述一下《黃雀》當中有關女主的“前情提要”。這位女主，小時候生活在農村，弟弟有殘疾，因此，被父母賣掉了。女主自己帶着錢，離家出走，要去找弟弟。來到大城市的女主，先在茶餐廳打零工，稍後，憑借自己衛校的本事，獲得崗位。繼而，在火車站的廣場上，發現了弟弟。

此刻的弟弟，已經被犯罪團夥利用，成爲一個真正的殘疾人。姐姐要帶走弟弟，犯罪團夥攔截姐姐，姐姐與之發生打鬥。奮勇的姐姐，最終營救了弟弟。而反派大佬這邊，則看中了姐姐的勇猛，最終拉她入夥。劇情當中，有一段，較爲隱晦——姐姐帶着弟弟從福利院出來，反派大佬推着輪椅等候。

我個人對於這段劇情的看法是，姐姐想要把身體殘疾的弟弟送到福利院去，但是，福利院因爲種種原因，並沒有收弟弟。因此，姐姐需要照顧弟弟了。要照顧弟弟，就需要更多的金錢。在現實無奈之下，姐姐只能加入反派大佬的團夥，成爲扒竊分子們當中的一員了。

這是王小槍編劇在《黃雀》當中高級的地方。這些戲份，充滿着悲天憫人的情感。尤其是弟弟的戲份，容易讓很多觀衆料想到曾經的火車站廣場上出現的那些殘疾人。近乎每一座大城市的火車站廣場上，都有這樣的人。他們背後，肯定是有着很多悲慘故事的。但是，咱們以往的影視劇作品，並未把鏡頭對准這些人。好在，咱們的嚴肅文學作品，其實早就寫過這些人。

我爲什么總是建議觀衆們，少看爛劇，多讀嚴肅文學作品呢，就是源於此。這一次，王小槍通過《黃雀》的故事，拉齊了電視劇和嚴肅文學作品的距離。我想借着《黃雀》當中女主和弟弟的故事，講一講，什么叫做創作當中的悲天憫人。

在講述苦難的時候，真正有心的小說家、編劇們，都有着一種無力感。比如說，在《一九四二》當中，劉震雲老師追問何以造成了如此大範圍的飢荒，但是，追問之後，他有無力感，故事當中，電影當中，那個傳教士也被如此追問，他也回答不上來了。面對苦難，我們找不到更好的解決辦法的時候，就會生出這種悲憫來。

同樣的道理，在西方嚴肅文學當中也廣泛存在。比如，《悲慘世界》和《巴黎聖劇院》，都是真正的悲天憫人，雨果在敘事的時候，也有無力感。但是，這些無力感也是需要被對抗的。如何對抗呢？就是作家通過這種悲憫，來塑造更多的人間溫暖。這些溫暖，可能不足以對抗苦難，但至少，人類在苦難面前，沒有坐以待斃。

像電視劇《黃雀》當中，講弟弟的苦難，王小槍便是有悲憫情懷的，姐姐的對抗，似乎也無力改變太多，但至少，姐姐已經努力了。《黃雀》劇作當中這些故事，很多放在當年都是無解的。殘疾人被解救出來之後，最終並沒有在新的生活當中獲得能力，最後的最後，依舊是回到火車站廣場上去。有良知的作家和編劇，敢於呈現這些苦難的同時，更敢於把悲憫的底色亮出來。

回到《黃雀》當中的這些偷竊的劇情當中來。這些問題，放在當年，是無解的。但是，放在當下，則是有解的了。火車站偷竊的問題，成爲了一個通過發展，實現解決的問題。當下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已經沒有那么亂了。因爲監控密布，小偷已經無從下手了。現在，大家出門也不帶現金了，就剩下一個手機了。如果以後手機更爲智能，只能機主自己打开的話，那手機也不會丟失了。

當下火車站治安开始變好，好多青少年觀衆們覺得這部《黃雀》當中的故事失真了。其實不是，這部電視劇當中這些扒竊和反扒的事兒，就是當年的真事兒。（文/馬慶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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