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振消費：5個方向與17個政策抓手

核心觀點

11月社零同比增速降至3.0%，消費壓力仍然較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力提振消費”，促消費將成爲明年的重點工作。本篇報告梳理消費偏弱的原因，並提出提振消費的5個方向和17個政策抓手。

一、消費偏弱的四個問題

（1）從居民收入來看，“工資-GDP”增速差下行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原因，2022年以來，“工資-名義GDP”增速差先上升後下降，社零的季度增速也走出了相同的趨勢，而“工資-GDP”增速差又受到“服務業-工業”增速差影響。

（2）從居民資產來看，不要低估財富效應，不要高估超額儲蓄。房價下跌時通過收入路徑、關聯消費路徑、現金流路徑等3個途徑影響消費，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國房價漲跌對居民財產性收入和消費信心的影響都是比較顯著的，不要低估財富效應的影響。另一方面，超額儲蓄≠超額財富，2019年後居民部門超額儲蓄快速增長，但居民資產增速在下降，2019-2022年從9.9%降至3.7%，不要高估超額儲蓄。

（3）從消費對象來看，相比於前幾輪低通脹時期，服務消費需求壓力更大，第三產業平減指數出現了歷史首次負增長。

（4）從消費群體來看，青年消費的減速可能是過去幾年的主要拖累。2020年之前，青年群體貢獻了近六成的消費增量，是消費增長的“領頭羊”；2020年後，“領頭羊”掉隊，青年消費增速下降的幅度比其他群體更大，使得整體消費難以維持此前增速。

二、如何提振消費：5個方向和17個政策抓手

促消費政策可以着眼於5個方向的17個政策抓手，我們將17個政策抓手通過“政策時間（短期執行、長期推進）”和“政策難度”兩個維度，進行了分類（圖21）。短期內，直接消費補貼和生育補貼政策推出的難度最小、概率最大。一些針對特定群體增收的政策空間充足，但推出難度較大，如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總體而言，提振消費政策必然是改革和刺激並重，通過短期補貼扭轉消費下行趨勢，通過改革體制機制中約束消費的部分，釋放中長期消費活力。具體而言，這些政策包括：

（一）直接的消費補貼：（1）“以舊換新”等商品消費補貼加力擴圍（2）通過“消費券”補貼服務消費；

（二）提高特定群體收入：（3）生育補貼將初婚初育納入範圍；（4）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

（三）增加社保補貼：（5）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6）在居民醫保繳費端增加財政補助；

（四）开展服務消費的“供給側改革”：（7）基本民生類服務要增加供給數量；（8）發展享受型服務要提高供給質量；

（五）改革體制機制中約束消費的部分：（9）錯峰休假、落實年假；（10）穩住樓市股市，發揮財富效應穩消費的作用；（11）工業向服務業的經濟轉型，改善分配；（12）公共支出從投資向消費轉型；（13）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個體工商戶發展，補居民收入短板；（14）減少消費限制；（15）土地改革，增加農村經營收入和財產收入；（16）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財稅改革；（17）新型城鎮化，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服務消費。

風險提示：（1）如果部分改革政策加速推出，可能出現政策超預期效果；（2）如果部分刺激和補貼政策力度不及預期，短期內政策效果可能不及預期；（3）美國加關稅帶來外需波動，國內政策應對也會發生變化。

正文

近期，11月社零同比增速從4.8%降至3.0%，消費壓力仍然較大，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意愿和層級”。“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將成爲明年的重點工作，本篇報告我們將梳理消費偏弱的4個原因，並提出提振消費的5個方向和17個政策抓手。

1. 消費偏弱的四個問題

近年來居民消費不足的原因很多，我們在此做一個簡單梳理，並試圖給出一些增量判斷：

一是從居民收入來看，“工資-GDP”增速差下行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原因，而“工資-GDP”增速差又受到“服務業-工業”增速差影響。

二是從居民資產來看，不要低估財富效應，不要高估超額儲蓄。

三是從消費對象來看，相比於前幾輪低通脹時期，服務消費需求壓力更大。

四是從消費群體來看，青年消費的減速可能是過去幾年的主要拖累。

1.1. 居民收入：“工資-名義GDP”增速差爲何下降？

決定消費的因素，除了收入的總量增速（GDP）、微觀消費傾向之外，還有分配。通過拆解，可以將居民消費支出表示爲三個因素的乘積：一是GDP，二是消費傾向，三是居民部門收入比重：

居民消費支出=（居民消費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GDP）×GDP

=消費傾向×居民部門收入比重×GDP

我們用“工資-名義GDP”增速差來跟蹤分配，這個增速差向上走，工資增速相對於名義經濟增速表現更好，意味着經濟增長中的居民分配开始改善；增速差下降，代表工資增速表現差於經濟增速。

“工資-名義GDP”增速差基本能解釋社零增速的變動。2022年以來，“工資-名義GDP”增速差先上升後下降，社零的季度增速也走出了相同的趨勢。

那么，什么決定了“工資-名義GDP”增速差？我們發現是“三產-二產”增速差。這意味着，當我們的服務業增速跑贏工業增速時，居民工資增速就能跑贏經濟增速；反過來，當服務業跑輸工業時，工資增速可能跑輸經濟增速，也就是微觀感受跟宏觀數據存在溫差。

從31省市來看，兩個增速差也是正相關的。這意味着，服務業相對增速更快的地區，微觀感受會更好。比如2023年，上海的“三產-二產”增速差是4.8%（三產名義增速6.6%，二產2.8%），“工資-名義GDP”增速差是3.4%（工資增速8.8%，名義GDP增速5.4%）；重慶的“三產-二產”增速差是-0.4%（三產名義增速5.5%，二產5.9%），“工資-名義GDP”增速差是-0.3%（工資增速5.2%，名義GDP增速5.5%）。

因此，我們得到第一個結論，服務業相對跑贏工業的話，居民工資就會相對跑贏經濟增速，從而帶動消費改善。

爲什么“三產-二產”增速差可以決定“工資-GDP”增速差？

根本原因在於，相比於工業，服務業是人力密集型行業，分配更偏向於居民。從成本端來看，根據廣東省2023年企業調查，制造業人工成本佔總成本的比重爲14.1%，而13個服務行業的平均比重是25.5%，最高超過40%。從分配端來看，按照2020年全國投入產出表，我們測算了三大產業的勞動報酬在增加值中的佔比，農業最高，接近100%，其次是第三產業（服務業）爲53%左右，最低的是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業），爲41%左右。

因此我們看到，當二產下降、三產比重上升時，勞動報酬在GDP裏的比重會上升，也就是在居民、企業、政府參與的三部門分配過程裏，會更偏向居民。我們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來驗證。縱向來看，我國第二產業佔比在2011年達到頂點，隨後下降，第三產業佔比上升，這一時間與勞動報酬比重上升的時間基本一致。從橫向來看，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二產佔比越高的地區，勞動報酬比重一般越低，橫向看兩者也呈現明顯負相關。

總的來說，我們認爲生產的分化，導致分配格局發生變化，成爲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生產端服務業跑輸工業，導致工資增速跑輸經濟增速，即微觀感受跟宏觀數據的溫差，從而帶來了消費增速的下行。

1.2. 居民資產：不低估財富效應，不高估超額儲蓄

不可忽視財富效應對消費的影響。居民資產結構中，住房資產佔比近一半（2022年爲47.4%），房價下跌時通過三條路徑影響消費。一是收入路徑，房價下跌、資產縮水，居民財產性收入會受到一定影響。二是關聯消費路徑，房價下跌時，家電、家具、建材等地產後周期相關消費品類直接受到影響。三是現金流路徑，房價下跌使得資產負債率的分母減小，負債剛性下，資產負債率上升，爲修復資產負債率，部分居民選擇提前還債，用於消費的可支配收入和現金流減少。

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國房價漲跌對居民財產性收入和消費信心的影響都是比較顯著的。2021年8月-2024年11月，我國70城新房價格累計下跌9.6%，二手房價格下跌16.1%，按照二者均值12.9%計算，在47.4%的比重下，這期間房價下跌帶來的總資產減少6.1%左右。當然，考慮到居民部門住房資產量仍在增加，實際影響會小於6.1%。

不可高估超額儲蓄的影響。部分觀點認爲，居民部門有充足的超額儲蓄，並不缺錢。2024年11月，居民總存款達到150萬億，按照2006-2019年趨勢外推，大約有46萬億是超額儲蓄。因此，只需要引導居民釋放這部分超額儲蓄，就能解決消費、股市、房地產的諸多問題。我們認爲不可高估超額儲蓄的影響，居民部門並沒有超額財富，甚至財富增速是在下降的。

超額儲蓄≠超額財富。在資產價格下跌的形勢下，居民部門賣出股票基金和住房資產，換成了更安全的存款，形成了我們的超額儲蓄。所以，超額儲蓄並沒有增加居民部門的總財富，只是財富的形式改變了，從股票基金和住房變成存款，這個過程中居民總的財富增速可能是在下降的。根據社科院國家資產負債表數據，2019年還沒有超額儲蓄的時候，居民資產增速是9.9%；但到2022年末，超額儲蓄已經達到27萬億，居民資產增速反而下降至3.7%。這足以說明，所謂超額儲蓄只是居民財富形式的變化，並不是財富總量的超額增加，因此也就不存在釋放超額儲蓄來拉動消費一說。

1.3. 消費對象：服務需求不足更凸顯

從消費的對象來看，我們認爲近幾年服務消費的下降可能比商品消費更關鍵。

從價格指數來看，與前幾輪低通脹時期相比，商品價格降幅並不大，反而是服務價格出現了有史以來的首次下跌。此前幾輪GDP平減指數負增長階段，第二產業的價格指數平均爲-4.5%，第三產業平減指數平均爲+2.9%。今年前三季度，第二產業價格指數爲-1.7%，降幅不到前幾輪的一半，但第三產業價格指數爲-0.1%，有史以來首次下跌。這表明相比於前幾輪低通脹時期，當前工業供需失衡沒有那么嚴重，但服務消費需求的壓力可能是最大的。

1.4. 年齡群體：誰在拖累消費？

2020年前，青年家庭是中國消費增長的主要來源，貢獻了55%的消費增長。根據西南財大和螞蟻集團發布的《中國家庭財富指數調研報告（2020Q1）》，2013-2019年，中國家庭消費的復合增速是8.7%，其中20-40歲青年家庭消費的復合增速是12%，是整體增速的1.4倍左右。假設家庭結構在此期間維持穩定，根據《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鑑》2013年20-40歲家庭佔比爲27.6%，我們利用上述戶均消費調查數據，可以計算出青年家庭對2013-2019年的消費增長的貢獻是55%左右。

對此，另一個數據可以作爲佐證。麥肯錫《2020年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基於44個城市5400名消費者的調研數據顯示，二线及以下城市“年輕購物達人”僅佔受訪者的25% ，但卻爲2018年消費支出增長貢獻了近60%。

關於青年和消費增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用國內人口與社零數據做進一步驗證。一方面，縱向從時間序列來看，過去20年我國社零增速跟15-34歲人口增速的變動趨勢基本一致：二者都是先升後降，增速的頂點都在2008-2009年前後。

另一方面，橫向從31個省市來看，也有這個特點，社零增速與青年人口正相關，15-34歲青年人口增速越高的地區，大多數社零的增速也更高。2010-2020年青年人口增速最高的重慶、貴州、西藏，也是社零增速最高的幾個省市；而青年人口降幅最大的省市，如東北、京津冀、湖北、山東、甘肅等地區，社零增速也都偏低，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青年群體是2020年之前中國消費增長的“領頭羊”，但2021年後，青年消費明顯減速。西南財大《中國家庭財富變動趨勢2024Q1》基於對近2萬名消費者的线上調查，發現在2020年以來消費預期增速下行的過程中，青年消費增速下降的幅度要大於中年群體。具體而言，2024年一季度，30歲以下的青年家庭消費預期指數相比高點下降了6.6%，而41-50歲家庭的消費預期指數只下降了4.7%。當然，從該指數的絕對值來看，青年家庭的消費預期仍然高於其他年齡段。

於是，我們得到了青年消費的連貫故事：2020年之前，青年群體貢獻了近六成的消費增量，是消費增長的“領頭羊”；2020年後，“領頭羊”掉隊，青年消費增速下降的幅度比其他群體更大，使得整體消費難以維持此前增速。2013-2019年，GDP中居民消費的復合增速是10.5%，2019-2023年降至6.2%。

2. 如何提振消費：5個方向與17個政策抓手

消費增長可以靠刺激嗎？可以，但難以持續，因此提振消費政策必然是改革和刺激並重，通過短期補貼扭轉消費下行趨勢，通過改革體制機制中約束消費的部分，釋放中長期消費活力。

我們認爲促消費政策可以着眼於5個方向的17個政策抓手，進一步將17個政策抓手通過“政策時間（短期執行、長期推進）”和“政策難度”兩個維度，進行了分類（圖21）。短期內，直接消費補貼和生育補貼政策推出的難度最小、概率最大。一些針對特定群體增收的政策空間充足，但推出難度較大，如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具體而言，這些政策包括：

（一）直接的消費補貼

（1）“以舊換新”等商品消費補貼加力擴圍（2）通過“消費券”補貼服務消費

（二）提高特定群體收入

（3）生育補貼將初婚初育納入範圍；（4）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

（三）增加社保補貼

（5）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6）在居民醫保繳費端增加財政補助

（四）开展服務消費的“供給側改革”

（7）基本民生類服務要增加供給數量；（8）發展享受型服務要提高供給質量

（五）改革體制機制中約束消費的部分

（9）錯峰休假、落實年假；（10）穩住樓市股市，發揮財富效應穩消費的作用；（11）工業向服務業的經濟轉型，改善分配；（12）公共支出從投資向消費轉型；（13）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個體工商戶發展，補居民收入短板；（14）減少消費限制；（15）土地改革，增加農村經營收入和財產收入；（16）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財稅改革；（17）新型城鎮化，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服務消費。

2.1消費補貼

（1）“以舊換新”等商品消費補貼加力擴圍

“以舊換新”加力擴圍是阻力最小、確定性最強的政策，不確定性在於明年會在今年1500億的基礎上增加多少額度。

但也存在耐用品需求透支的問題。從上輪“家電下鄉”補貼來看，在政策後期，家電銷售出現負增長。從三種常用家電銷量來看（洗衣機、空調、冰箱），“家電下鄉”初期，2009-2011年，三種家電月均銷量從650萬台快速增長到1324萬台，翻了一番；而2011年9月-2012年8月，盡管“家電下鄉”補貼仍在持續，但三種家電銷量开始減少，月均銷量從1324萬台減少至1218萬台，減少了8%。

主要原因是耐用品消費比服務消費更容易飽和。耐用品需求分爲兩類，一類是初次滲透帶來的新增市場需求，第二類是存量市場的換新需求。“家電下鄉”主要針對的是第一類需求，但是到後期，具有家電購买需求的農村家庭消費逐漸飽和。以冰箱爲例，農村每百戶電冰箱擁有量，在補貼前的2008年僅爲30.2台，到2012年已經提高至67.3台，接近飽和。而今年“以舊換新”補貼針對的是第二類需求，但是當家庭的某類家電換新後，通常兩三年內不會再有購买需求，耐用品換新需求更容易出現提前透支。

（2）通過“消費券”補貼服務消費

當前服務消費需求端壓力要大於以往歷次低通脹期間，而耐用品消費補貼又存在透支需求的問題，因此補貼政策適時轉向服務消費是較爲合適的，可以將出行、酒店、餐飲、電影等服務消費納入補貼範圍。

補貼服務消費可以起到三方面作用：一是直接增加消費需求，服務消費是即時性的，不像耐用品消費存在透支未來需求的問題。二是可以提振服務就業，當前服務行業就業相比制造業壓力更大，提振服務就業一方面更有助於走出通縮，防止經濟陷入“物價-工資”通縮螺旋；另一方面，服務業就業規模遠大於制造業，對於改善民生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三是支撐經濟安全發展、長期增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各國都在向內尋找經濟支點，對於中國而言，商品消費、地產基建都面臨需求見頂、供給過剩的問題，只有服務消費需求可以支撐經濟實現長期內循環，美國、日本等先發國家都經歷過從商品到服務的消費轉型，最終建立了強大內需。

2.2. 特定群體

（3）生育補貼要將初婚初育納入範圍

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初婚初育意愿不足，但許多地方性政策重心在鼓勵二孩三孩。從數據來看，2022年我國結婚登記數量比2012年減少了640萬對，其中初婚減少了655萬對，再婚增加了15萬對。同樣的，2022年我國出生人口數量比2012年減少了679萬，其中一孩減少了537萬，多孩減少了142萬。可見，當前國內婚育難題在於大部分年輕人不愿意結婚和生育一孩，而不是生育一孩的夫妻不愿意生二孩三孩，我們的很多地方性政策仍然在鼓勵二孩三孩，忽略了初婚初育問題，客觀上使得一孩在生育補貼政策中處於被歧視地位。

生育補貼政策包括生和育兩部分，建議將初婚初育納入政策範圍。比如可以考慮兩個補貼方向：一是爲初次分娩孕婦提供1萬元的一次性生育補貼，二是3歲以下兒童每月提供800元撫育補貼等（每年約1萬元）。我國3歲以下兒童約2920萬（按2021-2023年出生人口推算），每孩1萬塊需要約2920億；目前每年約900萬出生人口，其中接近500萬一孩（按2023年比例推算），補貼初次分娩孕婦需要500億。兩類資金加總約3300億，可以實現鼓勵初婚初育、擴大消費等多方面效果。

（4）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

我國失業保險的受益率偏低，2023年只有14.7%的失業人員能夠領取失業保險。受益率衡量的是失業人群中有多少人能夠領取到失業保險。2023年我國城鎮失業保險覆蓋率達到51.8%，超過一半的城鎮就業人員在繳納失業保險。但是，失業後能領取失業保險的人並不多。從調查失業率口徑來看，2023年末2400萬城鎮調查失業人員裏，只有352萬人領取失業保險，受益率只有14.7%。考慮到2400萬人裏有部分人沒有參保，按51.7%的參保比例，估算參保受益率大約爲28.3%。這意味着在繳納失業保險的人員裏，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失業後可以領取失業保險。

失業保險領取難度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領取門檻高，特別是規模龐大的靈活就業人員難以獲得“非因本人意愿中斷就業”的證明。

因此，提振消費的另一個方向是提高失業保險受益率，讓繳納保險的失業人員大多能領取到失業保險，提高這部分人群的生活保障能力和基本消費能力。

2.3. 社保補貼

社保補貼是短期出台概率較高的政策，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准”。

（5）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

農村養老金存在三個問題，一是相比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仍有差距；二是人均領取金額偏低，只有職工月平均退休金的5%左右；三是區域差距大。

《農民日報》在2023年的一篇文章裏曾指出這三個問題：“2020年全國農村地區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標准平均是5962元，也就是每月496.8元。當時普通農村老人每月領取的養老金更少，只能達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37.84%。這表明，大多數農村老人領到的養老金，連最低的生活保障也難以保證。

與此同時，區域不平衡、城鄉差距較大等問題依然客觀存在。目前，在全國31個省份中，上海和北京的人均城鄉居保養老金分別達到1300元和887元，在全國遙遙領先，200-400元之間的只有4個，分別是天津（307元）、西藏（215元）、寧夏（210元）和重慶（200元），其余25個均在100-200元之間。

農村老人每月的養老金，就按全國平均水平204元來算，也僅相當於職工月平均退休金的5%左右。這表明了職工和農民的養老金水平相差很大。”

由於農村老人主要通過城鄉基本養老保險領取養老金，因此通過專項補貼提高城鄉基本養老金標准，相當於大規模“養老金下鄉”，可以激活大量低收入老人的基本消費。2009年我們通過大規模家電下鄉政策，撬動了農村市場的消費潛力空間，時至今日，農村市場仍然有潛力，但更多在於收入端，而非消費端。可以考慮通過專項補貼大幅提高城鄉基本養老金標准，受益最大的農村老人收入可以明顯提高，相當於一次“養老金下鄉”專項行動，撬動消費和總需求。我們算了筆账，2023年基本養老保險支出4612億元，1.7億人領取，每人月均領取222元左右。這意味着，靜態情況下，額外增加2000億資金，即可實現1.7億退休老人每月增收100元、每年增收1200元，收入的平均增幅達到50%左右。

（6）在居民醫保繳費端增加財政補助

當前醫保個人繳費對低收入家庭和農村家庭負擔較大。2024年我國居民醫保繳費標准是財政補助不低於670元、居民個人繳費不低於400元。對於農村居民而言，400元並不低。2023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裏醫療保健支出只有1916元，這一年醫保個人繳費380元，佔醫療保健支出的比例達到了19.8%，而2003年“新農合”剛开始時，這個比例爲8.6%左右。醫療支出的五分之一用於醫保繳費，對於農村居民而言負擔較大。

可以考慮通過補貼低收入者和農村家庭醫保個人繳費的方式來激活消費。截至2023年末，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爲9.63億人，如果對農民等低收入群體個人繳費400元的部分由財政承擔一半，如果覆蓋面達到5億人，每年財政支出1000億。考慮中低收入群體具有較高的消費傾向，財政代繳的1000億大部分都能轉化爲消費。

2.4. 服務消費的“供給側改革”

此前我們通過工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來實現去產能，服務業領域也需要一次“供給側改革”，但目的不在於去產能，而是補缺口、提質量。

（7）基本民生類服務要增加供給數量

目前我國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仍然存在一定的供給缺口。醫療方面，過去幾年我國醫院入院人數的增速快於醫療機構牀位的增速，我們用“醫院入院人數/衛生機構牀位數”構建“醫療服務供需指數”。這一指數從2005-2019年從15.2提高到24.1後，近幾年下降到20左右。養老服務則存在更大的供給缺口，2022年末，我國養老服務牀位數爲829.4萬張，只有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2.8億）的3%左右。同樣，我們用“60歲以上老人數量/養老服務牀位數”構建養老服務供需指數，這一指數在2011年還高達50.1，此後隨着老齡化速度加快，指數开始下降，2022年降至33.8。

因此，在醫療和養老等基本民生服務方面，供不應求，供給數量制約需求增長，通過增加投入補缺口的方式，可以帶動這部分需求快速兌現。

（8）發展享受型服務要提高供給質量

除了基本民生類的服務消費外，文娛、旅遊、餐飲、家政等服務消費是滿足了基本需求之後的發展享受型消費，這類消費主要問題在於提高供給的質量。服務消費的本質在於提供體驗，因此服務的質量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滿意度和忠誠度。高質量的服務能夠帶來愉悅的消費體驗，增強消費者的幸福感，促進服務的重復購买和口碑傳播。典型代表是電影行業，影片質量是決定觀衆是否走進影院的重要因素。今年11月，電影票房的12個月移動均值只有36.8億，相比2019年53.4億的高點，還有31%左右的缺口。

2.5. 深化改革

（9）錯峰休假、落實年假

近年來我國勞動者工作時間不斷上升。2018-2019年，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在46小時左右；但截至今年11月，已經升高至48.9個小時。更多的時間用於工作，意味着更少的時間用於休闲和消費，提振消費需要適當調整工作時間、增加休假。

落實年假、錯峰休假對促消費具有重要意義。今年11月修訂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規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體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天，其中春節、勞動節各增加1天。但我國法定節假日並不少，現實中更難落實的是休年假制度。確保每位勞動者都能享受到充足的年假，不僅能夠增強居民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滿意度，還能直接拉動內需，增加消費市場的活力。年假制度的落實，意味着員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可以避开旅遊高峰期，選擇更爲經濟實惠且服務質量更佳的時段出遊，既減輕了熱門景點的承載壓力，也促進了旅遊資源的合理利用，能夠提升個人旅行的舒適度和體驗質量。

（10）穩住樓市股市，發揮財富效應穩消費的作用

房地產價格下跌通過收入效應、關聯消費效應、現金流效應等三個途徑影響消費，不可低估財富效應對消費的影響，穩住樓市股市對於提振消費至關重要。12月16日，中財辦有關負責同志深入解讀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時，將“着力穩住樓市股市”放在“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的前面，可見政策層面對於通過財富效應穩消費已經有所認知。

（11）工業向服務業的經濟轉型，改善分配

服務業作爲人力密集型行業，在分配中更偏向居民。因此，產業結構方面從工業向服務業的經濟轉型，客觀上有利於改善分配，促進居民消費的改善（詳見1.1）。

（12）公共支出從投資向消費轉型

公共支出需要從投資轉向消費，提高政府消費佔GDP的比重，應對人口老齡化形勢。我國GDP最終消費中，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大致是三七开，政府消費佔30%左右。我國政府消費有兩個特點，一是國際比較來看，政府消費佔GDP的比重偏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我國政府消費佔GDP比例近些年穩定在16%上下，大部分時候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二是我國政府消費近20年沒有明顯上升。2000年之前，我國政府消費佔GDP的比例處於攀升狀態，2000年之後的20多年走勢大致爲W形狀，圍繞16%上下波動，沒有明顯提升。但是，一般當人口老齡化比重明顯提升時，政府消費也要隨之增加，如日本在1990-202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提高17.2個點，政府消費佔GDP比例提高7.7個點；同期韓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提高10.9個點，政府消費佔GDP比例提高7.1個點。2000年後，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比提高了7個點左右，但政府消費佔GDP比例卻大致持平，這反映出我國政府消費在養老、醫療等方面的支出不足。

（13）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個體工商戶發展，補居民收入短板

過去幾年，居民四類收入中經營收入增速最慢。2019年前三季度到今年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復合增速爲6.2%，分類別來看，四類收入中經營淨收入增速最低，只有5.6%。

因此，對於整個居民部門而言，收入補短板之處就在於經營淨收入，對應的是廣大個體工商戶收入。過去幾年，政策層面針對個體工商戶提供了很多稅收優惠、財政補助，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優化營商環境。今年12月17日，國務院第十一次專題學習時，李強總理指出“關注罰沒收入異常增長、大量異地執法、大額頂格處罰等情況，審查核實相關執法行爲，有問題的要及時糾正。”

（14）減少消費限制

目前，我國在汽車消費、住房消費和部分服務消費領域還存在一定的消費限制政策，減少限制也是提振消費的重要方向。今年7月，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要“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減少限制性措施”；8月，商務部在新聞發布會指出，將以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爲試點減少消費的限制性措施。

（15）土地改革，增加農村經營收入和財產收入

過去二十多年，我國的土地驅動式增長模式特點是“重投資、重生產、輕消費”，具有供需失衡的隱患。這一模式的許多方面都是偏向於投資和生產端，比如土地收益分配環節，存在需求部門補貼供給部門的特點，政府部門和工業部門得到更多激勵用於投資和生產；在城鎮化環節，土地城鎮化和市政建設發展較快，近3億農業轉移人口較難融入城鎮，消費需求的釋放較慢。因此，這一模式天然就具有工業供給強於需求的特點，容易帶來供需失衡和物價低迷。

土地驅動模式之下，土地指標和土地增值收益都向城市集中，農民和農村難以利用集體建設用地進行非農產業活動，不利於彌合城鄉收入差距。

一方面，集體建設用地使用受限，致使農村經濟活動和就業渠道單一。農村集體性建設用地難以用於非農產業，帶來了農村產業的單一化，農民就業發展受阻，要么在鄉從事農業活動，要么離鄉進城務工，鄉村非農就業渠道很少。從就業結構來看，2020年農村就業中有44%在農林牧漁行業，56%在非農，城市就業則有98%在非農。相比之下90年代中期，鄉鎮集體企業一度佔到工業增加值的40%，大量農業人口可以在鄉村實現非農就業。從農民收入來看，在土地驅動增長模式形成之前，二三產業經營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佔比是逐漸提高的，2000年達到15%；此後隨着建設用地轉向城市集中，經營收入佔比逐步下降，十年後降至10%上下。

另一方面，農村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出租、轉讓的限制使得農民缺少財產性收入，這成爲城鄉差距的另一來源。2023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4倍，其中差距最大的財產性收入高達10倍。

可以通過土地改革釋放7.5億人口需求，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2021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4.7%，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6.7%，這意味着城鎮戶籍人口只有6.6億，農村戶籍人口7.5億。此前的“土地驅動增長”模式，爲了保障工業化和城鎮化用地需求，農村的土地發展權受到很多現實約束，使得這7.5億人口的就業、收入和財產收益也受到一定制約。通過土地改革解決上述這些問題，賦予農村與城鎮平等的土地發展權，將能更大程度釋放7.5億農村戶籍人口的需求，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農村土地改革有三大重點：徵地制度改革、農村宅基地改革、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三中全會指出“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

（16）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財稅改革

我國稅收集中在生產環節，繳納人主要是企業，稅制結構更有利於生產。根據呂冰洋的測算，我國稅收收入中63.8%是生產稅，所得稅和消費稅佔比偏低；從主體來看，我國90%以上稅收都是企業繳納，居民繳納只有10%以下。這種稅制結構更有利於促進生產。

消費稅改革有利於促進消費，更長期的方向是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財稅改革。今年三中全會指出“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消費稅改革有助於激勵地方政府改善消費環境，吸引人口，促進消費。

（17）新型城鎮化，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服務消費

推進以人爲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對於促進消費有兩方面含義。

一是實現進城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減輕消費的後顧之憂，釋放近3億農民工消費潛力。今年7月三中全會指出“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二是人口集聚有助於促進服務消費。從市場需求的角度來看，人口集聚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特別是服務業崗位。大量的服務業從業者集中在城市中心，增加了對各類服務的需求。從成本的角度來看，服務消費大多需要即時生產和消費，且依賴面對面的互動。大城市的高人口密度有助於降低消費成本，發揮集聚優勢，促進服務消費。如圖40，我們發現各國人口集聚程度和服務業比重是正相關，更高的人口集聚程度，意味着更高的服務業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