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現階段經濟運行出現一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和...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恢復向好態勢，但復蘇過程呈現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特點，進入二季度後，內需不足、預期不穩問題凸顯，准確判斷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根源在哪裏，有助於找到解決問題的真正出路。

在9月22-24日召开的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期間，我們就相關問題採訪了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

楊偉民表示，今年以來我國經濟逐步恢復，但由於經濟自身的機理，導致本輪經濟復蘇不像過去那樣呈現典型的V型走勢，而是波浪式、曲折式的發展過程。長遠來看，我國經濟仍將總體好轉，而經濟增長曲线整體上可能會較爲平緩。

至於短期經濟走勢，楊偉民認爲，按年度來看，7月可能是一個底部，但從經濟復蘇的全過程來看，對於底部的判斷還需慎重。總體上，相信三季度會較二季度好轉，9月經濟好轉幅度可能會比8月更大一些。

楊偉民認爲，微觀主體動力不強仍然是當前經濟運行出現一些困難的根本原因。一是企業投資和生產動力不強，這主要受到國際環境變化、疫情和經濟治理“時度效”問題的影響；二是消費者的消費動力不強，其中既有長期積累的因素，包括長期存在的重生產、輕消費的觀念，長期以來缺乏解決居民消費不足的有效政策，以及居民消費近十年來向房地產消費的傾斜對其他領域消費形成擠壓，也有疫情衝擊的影響，即疫情使得相當一部分群體，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就業和收入受損。

他認爲，總量政策和結構性政策要相互匹配，同時深化改革，當前經濟的問題才能解決。其中，更主要的是加大改革力度。

“現在穩增長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把‘31條’切實地落實下去。”楊偉民表示，要從長期穩定民營經濟預期，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還需要加強理論研究和法治建設。“理論研究主要是加強對於民營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基本經濟制度當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要從理論上將這三點進一步闡釋清楚。”

擴大居民消費，需要針對不同消費群體實施不同的政策。對低收入群體，重在提高消費能力，包括加大轉移支付、進行補貼等，幫助其迅速恢復收入；對中等收入群體，重在放开對消費的一些限制政策；對高收入群體，重在擴大中高端消費品和服務的供給，釋放消費需求，這部分群體消費需求的釋放也有利於間接幫助擴大就業。

楊偉民強調，我國仍處在經濟轉型的攻關期，同時面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挑战，這一階段並非三到五年的時間段，而是一個相對長的、需要以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來衡量的階段。在認清這一背景的基礎上，在轉型過程中，一定要堅持市場機制；要堅持穩中求進，不要急於求成；堅持多目標的平衡，把握好政策的“時度效”。

*以下爲訪談實錄。

本輪經濟復蘇非過往典型形態

9月經濟好轉幅度可能加大

Q1：您如何評價和分析今年前8個月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情況？8月主要經濟數據指標呈現積極跡象，這是否意味着經濟已經走出了底部？您對當前和未來一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曲线形態有何判斷？

楊偉民：今年以來經濟逐步恢復，但這一次並不像2008年金融危機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那樣呈現大幅的线性回升，年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從今年前8個月的情況來看，確實也是這樣的：一季度經濟恢復得比較好，二季度出現一些向下趨勢，特別是7月，但8月又开始回升向好。

總的來講，這一輪經濟恢復不是過去那樣典型的V型復蘇，而是波浪式、曲折式的過程。疫情雖然是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但它只是一個加速器，由於經濟自身的機理，導致我們不會像過去那樣迅速地反彈。

至於8月數據的改善是否意味着經濟走出底部，我認爲還難以下結論。對於經濟底部，要看怎么來定義。如果按年度來看，7月可能是底部；如果按通常的理解，“底”就是最低點，現在是否能用這個詞，還需要考慮。

但總體上，相信三季度會比二季度更好一些，9月經濟好轉幅度可能會比8月更大一些。因爲前期出台的一些政策正在落實當中，有些已經見效。8月私營工業增加值增長3.4%，增長速度已經較7月的2.5%明顯回升。這裏一方面有出口降幅減緩的原因，出口從7月同比下降14.5%收窄到8月的下降8.8%，而私企很多是出口企業；另一方面，中央出台“31條”對改善民營企業預期可能還是有很大作用的。

從長遠來看，我國經濟仍然會總體好轉，長期向好，因爲供給能力是充裕的，只要有需求，是不愁增長的。至於增長曲线的形狀，我認爲可能整體會是比較平緩的，有些年份可能會低一點，有些年份可能會高一點，季度之間也會有些起伏的這樣一條曲线。

“動力不強”是當前經濟問題的根本原因

擴大消費要針對不同群體分類施策

Q2：二季度以來，國內需求不足和市場信心偏弱的問題凸顯，您如何分析背後原因？

楊偉民：一季度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指出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還不強”，這一判斷對現在依然適用，揭示了當前經濟運行出現一些問題和困難的根本原因是“動力不強”。

究竟是誰的動力不強呢？我認爲主要還是微觀主體，也就是企業作爲生產者，投資和生產動力不強，企業生產面臨價格下跌、利潤下降；消費者的消費動力不強。

企業動力不強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國際環境深刻變化，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對我全面遏制打壓，與2018年貿易摩擦時期相比，國際環境進一步惡化。

二是疫情影響，這一點大家都清楚。

三是經濟治理的時機、力度和效果方面存在工作上的偏差。早在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指出，“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我所說的也是這個問題，也就是政策出台的時機對不對、力度怎么樣、效果方面有沒有考慮到一些行業政策對其他行業和整個經濟的影響。

至於消費者消費動力不強的原因：

第一，居民消費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在需求側的一個短板，長期以來缺乏有效的政策來解決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雖然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步增強，但實際上經數據分析發現，主要是政府消費率提高掩蓋了居民消費佔總消費支出比重的下降，換句話說，雖然總消費支出提高了，但主要是由政府消費的提高拉動，居民消費所佔比重是下降的。2001年-2020年，最終消費中，政府消費比重提高了4.5%，居民消費比重相應下降了4.5%。

第二，疫情衝擊。三年疫情影響了相當一部分群體的就業和收入，居民消費能力，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或者說收入嚴重受損。

第三，居民消費最近十年來更多向房地產傾斜。我做過相關分析，2020年，房地產消費佔居民消費比例爲14%左右，排在居民消費的第一位，並且最近十年這一佔比持續提高。居民更多用來买房子、還房貸，這也會影響居民對其他領域的消費增長。

第四，我們長期存在一些重生產、輕消費的觀念。比如我們有生產大國、制造大國的目標和相應的政策，但是沒有生活大國、消費大國這樣的目標，導致我們的居民消費長期滯後於生產能力的擴張，過剩的生產能力只能通過出口得到釋放。

這種情況下，出口一旦受損，經濟循環就會受阻。現在經濟遇到的問題之一也是因爲我國工業生產40%左右的需求依然依靠外需，在國際形勢不好、國際市場需求收縮，出口下降的情況下，工業必然減速。工業品的出路問題，需要在長期通過改變需求結構予以解決。未來如果仍然有40%的工業品依賴出口，我國可能仍將面臨只要國際市場有風吹草動，經濟增長就會受到影響的局面。

擴大居民消費，需要針對不同消費群體實施不同政策：

對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收入受損的群體，重在提高消費能力，包括加大轉移支付、進行補貼等，幫助他們迅速恢復到過去的收入水平，這樣他們才能夠消費。

對中等收入群體，重在放开對消費的一些限制政策，他們是購房和購車的主體。現在購房政策有一些放寬，但是購車方面尚未看到放寬跡象。

對高收入群體，重在擴大中高端消費品和服務的供給，讓他們把錢花出來，這部分群體消費需求的釋放也有利於間接幫助擴大就業。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理論和法治是更長久的“定心丸”

Q3：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方面，今年中央出台了31條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國家發展改革委內部近期設立了民營經濟發展局。您如何評估這些措施對穩定民營經濟預期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作用？您認爲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什么？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應如何從理論、制度和政策等層面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楊偉民：7月發布的“31條”回答了新形勢下民營經濟關心、關切、關注的一些重大問題，很詳細，也很有針對性。當前出台“31條”是非常及時、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

現在穩增長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把“31條”切實地落實下去。因爲民營經濟在我國主要經濟指標中的佔比都在50%以上，也就是“56789”——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部分主體如果預期不好，經濟自然就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下一步，最爲重要的就是各部門各地區怎么抓“31條”的落實。

國家發改委成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落實中央“31條”的具體舉措。民營經濟遇到的問題，有些是行業性的，但更多的是綜合性的，也有很多新問題是現有行業和監管部門沒有遇到過、沒有先例的，因此設立這樣一個民營經濟發展局，對於民營企業解決一些綜合性的、具有普遍性的政策性問題和困難，是非常有幫助的，至少能把民營經濟遇到的問題歸納起來，有利於採取綜合性、長期性的措施來穩定民營經濟預期，解決民營企業的實際困難。

總書記在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到，“各級領導幹部要爲民營企業解難題、辦實事”，我認爲成立民營經濟發展局的主要目的也正是這樣——解難題、辦實事，這是非常必要的。隨着“31條”落實到位，民營企業預期的進一步改善，相信我國經濟會進一步趨穩向好。

從長遠來看，除了“31條”，我們還需要加強兩個方面的建設：

第一，加強理論建設。“31條”提到了要“加強理論研究”，但是沒有具體展开。我認爲理論研究主要是要加強對於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基本經濟制度當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要從理論上將這三點進一步闡釋清楚。

第二，加強法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因此，政策調整，包括監管，都要依法，這樣，從長遠角度有利於穩定民營經濟的預期。

總之，理論和法治是民營經濟發展更加長久的“定心丸”。

Q4：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切實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其中提到的三個重點領域分別爲房地產市場、地方債務和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您如何評估當前這三個領域的風險水平和風險化解情況？

楊偉民：對這方面的問題我沒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但是我認爲，十九大以來，黨中央一直將防風險作爲非常重要的任務，做了很多工作。

應該說目前這三個領域的風險確實存在，因爲風險和增長是呈反比的關系，經濟增長速度下行，風險就相應增大，因此最近的風險加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總的來講，經過近年來黨中央在防風險方面的系統工作，防風險在機制建設、隊伍建設和法治建設上都已經得到很大加強，因此風險總體是可控的，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

個別風險點的暴露是正常的，從風險教育的角度來看也是件好事，也就是用“爆雷”的事實來教育各個方面走出“兜底”思維，借的錢是要還的。

我國仍處在經濟轉型攻關期

一定要堅持市場機制

Q5：根據您的判斷，我們當前處在經濟轉型的哪個階段？這一階段對新動能的培育和新舊動能轉換銜接有何要求？政策制定過程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楊偉民：十九大就已經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我認爲我們現在仍然處在攻關階段。這個攻關階段不是一個三到五年的時間段，而是一個相對長的、需要以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來衡量的階段，所以應該說也沒有一個結束期，只要經濟在發展，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化、結構的優化和動能的轉化，都是時時刻刻在進行當中的。

當然，美國對我全面遏制，特別是在創新方面的遏制，加上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使得最近幾年我國經濟轉型在有些方面有所放緩。比如從消費增長動力來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讓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居民消費拉動，但最近三年，居民消費對增長的拉動作用或者說貢獻率，同過去十年相比下降了14個百分點，投資對增長的貢獻率提高了5個百分點，淨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率提高了13個百分點。

換句話說，最近三年我國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而不是居民消費，因爲受到疫情衝擊影響最大的就是居民消費。這也說明我國在“轉方式”方面遇到一定阻力。

但是在更多依靠創新方面，我們一直沒有停步，這是最可喜的一個方面。最近幾年我國創新能力大幅提高，新興產業快速增長。今年出口整體較爲疲弱，但是我國的太陽能電池、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等出口高速增長，這實際上就是前期長期研發積累和產業化進入到快速成長期的一個結果。

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於下一步，我只提幾點原則上的建議：

第一，一定要堅持市場機制。轉型過程中一定要堅持讓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減少政府不必要和不當的幹預，在有些方面制定的產業政策可能需要重新考慮，因爲當前形勢和過去是不一樣的。此外，不能因爲重視一個目標，就制定一套指標層層分解、再層層問責，還是要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因爲“層層分解、層層問責”這套機制本質上還是讓政府去做，但實際上，轉型的過程主要依靠市場在國家政策指導下來完成。

第二，要堅持穩中求進，不要急於求成。傳統產業的退出和新興產業的成長都需要久久爲功，不是短期就能見效的。我們不可能要求創新能力在三兩年內就有一個迅速的、大幅的改善，特別是通過創新來拉動增長，因爲絕大部分產業增長都是靠需求來牽引的，只有少部分是在創新和產業化後實現了供給創造需求。需求拉動和供給創造是經濟發展的兩個方面，但後者的比例是很小的。

第三，堅持多目標的平衡，把握好政策的度。例如，新產業非常好，固然好，但是也不能“一窩蜂”；傳統產業有污染，有安全隱患，但是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今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就專門提到，傳統產業不能被當成“低端產業”簡單退出，這其實也是針對過去一段時間有些地方大量關閉企業等這樣一些問題提出的。再如，數字經濟作爲一個新產業，必然涉及到數據安全等新問題，如何處理好發展和監管、發展和安全這樣一些關系，都要把握好度。

又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雖然我們要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重視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但是也不能忽視量的增長。質和量是一個統一體，沒有質量只有數量的經濟發展肯定不是高質量發展，但沒有數量實際上就沒有質量，仍然不是高質量發展。因此，要處理好經濟增長的質和量之間的關系。

“不管用什么政策，都要問題導向”

Q6：面對我國經濟增長現狀，當前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爲應該着力加大宏觀政策力度，另有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爲深層次問題仍然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解決。您更傾向於哪種判斷？

楊偉民：我這次演講要說的題目就是改革。

一方面，我認爲更主要的是加大改革力度。剛剛已經講過，現在遇到的一些問題是信心不足和動力不強的問題，對此加大刺激力度可能有效果，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政策的制定不能單純考慮當前，還是要兼顧長遠。當然，對於這些問題有各家之言，每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法會不一樣。

我們也有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下行期加大刺激力度、發貨幣，如果貨幣流不到實體經濟，會流到哪裏呢？如果經濟機理上的問題不解決，單純加大宏觀政策力度，可能會導致我們不想看到的結果。例如，對於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如果只是單純依靠不斷加大貨幣投放，使得錢又流進房地產市場，形成新一輪房價上升，這是我們想看到的嗎？財政如果還是僅僅用於搞基建、擴產能，如果居民消費不增加，會否形成新的產能過剩？

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在一些方面加大宏觀政策的力度，但加大宏觀政策力度的方式並不只有多發貨幣。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政策工具，財政政策也一樣。

我認爲總量政策和結構性政策要相互匹配，同時深化改革，經濟的問題才能解決。同時，不管用什么政策，都要問題導向。

針對房地產問題，需要建立長期制度性安排。二十大和十九大都提到，要建立新的住房制度。這當然不是短時間就能建成的，但是至少可以先給出一個統一的長期方向，再配以一些短期調控，可能更有利於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向好，包括指出土地制度、金融支持、公積金、稅收等制度的未來方向。例如，集體建設用地能不能入市，特別是經常提到的農民工市民化，如果農村戶籍人口還是長期徘徊在房地產市場之外，房地產還是只面向9.2億城鎮人口中的6億戶籍人口，那么住房制度仍然是不完善的，3億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也需要有相應的政策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