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佰最近每开一場演唱會，都能被送上熱搜。

上個月的蘇州場，因爲跟唱的人太少，網友調侃“伍佰這次累慘了”。而在前天的南京場，愛唱的歌迷又多了起來，網友的評論又變成了“你們就慣着他吧，現在連吉他都不背了”。

國民度如伍佰，才有資格开“自助演唱會”，但曾經火遍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手有很多，讓人能張口就來的老歌也並不少見。區別於同期的任賢齊、張信哲這樣的典型“中年人偶像”，搶着和伍佰大合唱的，有相當一部分是年輕人。

“你們都25歲，爲什么會聽我的歌呢？我寫這些歌的時候你們還沒出生呢。而且你們才25歲，怎么生活有這么多……痛苦呢？”這是伍佰本人在演唱會talking環節的“靈魂拷問”。問完了之後，沒有得到答案的他，送給了在場的觀衆他25歲時寫的那首《浪人情歌》。這是伍佰正式一炮而紅的標志，是他當年打動那一代年輕人的起點。

而到了今天，這一代的年輕人又“突然”愛上伍佰，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

伍佰的二十五歲

在二十五歲之前，伍佰的生活裏有不少的痛苦。

大學聯考失敗之後，媽媽希望他能在家對面當一個郵差，這樣就可以每天都看見他。但伍佰不安於這樣的確定性，選擇只身前往台北。去之前還沒想好，但一下火車，伍佰就意識到了自己要幹嘛，“因爲我除了音樂什么也不會。”

那時的伍佰住在台灣大學附近的一處違建裏，回憶起那座房屋，最早給伍佰推出唱片的“伯樂”倪重華提到，“他的牀邊有一整面牆全是卡帶，還有三把最寶貝的吉他，除了這些，看不到其他多余的東西，整個房間除了音樂，什么都沒有。”對於倪重華這種從小就成長在台北的人來說，這是他經驗之外的事情。

背井離鄉是那個年代很多台灣年輕人的共同經歷，剛剛從戒嚴時期走出的台灣，正在迎來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全面开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伍佰开始了自己的早期創作。

伍佰第一張專輯《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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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同事都對倪重華的選擇感到不解，問他爲什么要捧一個長得像“卡車司機”的人。但倪重華知道，這是台灣以前沒見過的東西，伍佰是那個能放進流行音樂裏的搖滾種子。

伍佰的第一張專輯讓業內感到驚豔，但因爲風格過於前衛，銷量太差，只賣了七八萬張。在那個年代，這種銷量可能就意味着沒有下一張了。但倪重華沒有放棄，安排伍佰給其他人的唱片當制作人，去live house演出。倪重華很准確地評價過伍佰和當時其他歌手的差異，“外表雖然是硬派的搖滾歌手，其實伍佰內在比誰都有彈性。”

“彈性”不只體現在愿意給別人做音樂，也是伍佰自己在創作上愿意擁抱商業的理念，他一直覺得有人愿意投資給他做音樂不容易，不能讓投資人的錢打水漂。

在2021年台北演唱會上，王心凌再提伍佰爲自己寫歌的“八年之約”

芭樂歌看起來簡單，但伍佰一开始對它也沒有頭緒。有一次在計程車裏聽到劉德華的《纏綿》，伍佰才意識到，原來國語歌是要慢慢唱的。

這對伍佰後來的音樂理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早期接受更多西方搖滾樂的他，一直在思考怎么進行本土化，組合的名字China Blue直譯就是“中國布魯斯”，也能看出他對這件事的在意程度。而《纏綿》給他的啓示就在於，他發現西方表達旋律的方式往往更直接，必須有吉他、有樂隊，且歌詞總是配角；但東方人更看重旋律，追求歌曲的意境，且歌詞更重要。

豁然开朗之後，伍佰在25歲那年只花了5分鐘就寫出了《浪人情歌》，從此命運的齒輪开始轉動。

擁抱商業的同時，伍佰也有自己的堅持，“你仔細聽，這張專輯只有《浪人情歌》和《牽掛》是芭樂歌，其他都不是。那是我的堅持。”

寫芭樂也不完全是爲了銷量，他希望自己的音樂是真正接地氣的，“做自己喜歡但沒有共鳴的音樂很簡單，但當你想把對話延展到他人，和鄰居、房東、和菜市場的攤販建立連接，這個遊戲就變得復雜且有趣。”伍佰真正關心社會的變化和個體的境遇。

1999年6月5日，兩名歹徒持衝鋒槍掃射台中廣三SOGO百貨，正在逛街的孕婦莊嘉慧不幸被流彈擊中，最終腹中胎兒夭折，本人成了植物人。那一年，莊嘉慧也只有23歲，聽聞她是自己的歌迷，伍佰寫下了《白鴿》，把demo送到了她的牀前。

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個體事件，它牽動着當時台灣社會敏感脆弱的神經。據警方後來的調查顯示，槍擊案的誘因，極有可能是廣三集團老板曾正仁深陷超額貸款無力償還所致，而這也恰是97年金融危機的余波。就在槍擊案三個月之後，台灣又發生了9.21大地震，造成了至少2400人死亡，全島停電。天災、人禍，恰逢世紀末的恐慌情緒，台灣的年輕人陷入對未來無盡的迷茫。伍佰揮筆寫下“縱然帶着永遠的傷口，至少我還擁有自由。”這是他對那時25歲的人們的關切。

痛苦從來是伍佰歌曲的底色，他也從不對年輕人避諱這個。“不能騙別人說這個世界很好，那是很不負責任的。應該（把痛苦）全部都給他，讓它告訴你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現場之王

主動买票給伍佰唱歌也不是這兩年才發生的事，作爲“台客搖滾”的引領人，90年代的年輕人就已經开始爲伍佰的演出擠破頭了。

關於伍佰的名字，一直以來都有兩種說法，一說是他念國小的時候五門功課都考了一百分，所以同學开始叫他伍佰；另一說是因爲他在酒吧駐唱時，總是每個禮拜五演出，門票500塊，所以伍佰才成了慣用稱呼。

在那個時候的台灣文藝青年口中，流傳着一個說法，“你知道嗎？這個城市的某個地下室有一個很厲害的樂隊演出，他們用台語唱藍調搖滾，你會完全釋放你的苦悶與汗水，你會感受到什么叫做台灣的搖滾樂。”

文藝青年之一就有五月天的貝斯手瑪莎，他冒充大人在酒吧看伍佰的演出，“看過之後才知道我們距離出道還有多遠。”曾經跟伍佰當過同事的林暐哲後來提到，是伍佰讓大家覺得去Live House是生活的樂趣之一。

受其影響很深的五月天

邀請伍佰作爲演唱會嘉賓已是十余年的習慣

他的現場功力甚至強到對整個唱片業產生了衝擊。由於專輯銷量比不上當時的主流歌手，公司看伍佰的現場這么受歡迎，幹脆試試出版了一張Live專輯，結果狂賣60萬張，震驚了整個台灣流行樂壇。“伍佰帶動了一個風潮，用現場演出去感動聽衆，不只要聽CD還要看演唱會，促成了整個世代樂團文化的興起。”林暐哲判斷道。

衆所周知，伍佰不論是個人形象，還是嗓音唱功，都絕無優勢。之所以這樣的他能成爲“現場之王”，是因爲他很早就領悟了，現場的本質是一場整體性的演出，而不只是演唱。

“他的Live就是一個字：帥。”林暐哲如是概括，“因爲他很認真對待每一件事，所以他的演出、solo不可能不盡全力，當他盡了全力就是帥，不管是流汗、solo、無論彈出來的東西是否精彩絕倫，他的狀態永遠迷人，甚至連彈錯音的懊悔表情在我看來都是帥。”

伍佰自己也曾經談到過對現場魅力的理解，“演唱會如果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出來，比如說下雨、風沙很大、很熱或者很冷，那些東西都會變成演唱會的一種調味料，會讓它升華成另外一種狀態。所以整個都會很刺激。”

所以，到今天所謂的“演唱會偷懶”，其實也正是伍佰現場的“調味料”和“帥”——他唱了多少不重要，唱沒唱准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一場好看的演出。

大叔的逆襲

和其他備受推崇的“中年偶像”們不同，伍佰被大陸的年輕人追捧不是一直以來持續的過程，而是一個從鄙視鏈底端忽然向上爬的過程。

比伍佰晚一代的歌手如周傑倫、五月天等，幾乎是一直陪伴在90後成長過程中的，他們一直被推崇；而與伍佰同一代的任賢齊、張信哲等歌手，也明顯更帶有“媽媽們的偶像”的標籤特質。唯有伍佰經歷了從中年人受衆向年輕受衆轉移的過程。

在電影裏大量使用伍佰的歌作爲配樂的畢贛，就曾道出過許多大陸年輕人的心路歷程，“伍佰是我小時候一個特別大的音樂障礙，我一度討厭音樂就是因爲伍佰，因爲伍佰老師我覺得太難聽了。唱的又難聽，旋律又土氣……但是到談戀愛的時候就發現一切都變了，我覺得怎么那么好聽，情感那么充沛，配器那么舒適，歌詞那么直白，簡單有力。”

和畢贛一樣，年少的人們無法理解一個嗓音不佳、唱功有限的人所演繹的“KTV神曲”可聽性在哪，直到开始深入了解伍佰的各種音樂作品之後，才對這種刻板印象有所改觀。

而這樣的深入了解，理所應當是需要契機的。伍佰的契機毫無疑問是2019年的《想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