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國曲”之本?筆者認爲,對中國酒曲做出“本源性、根本性、本質性”的貢獻,方可稱之爲“國曲”之本。一是要參與中國酒曲的起源;二是要參與中國酒曲的關鍵性演變;三是要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歷史性貢獻;四是要引領中國酒曲“傳承中創新、創新中傳承”的战略方向,在傳統酒曲的現代化創新方面有劃時代貢獻。那么,汾酒大曲符合這四條標准嗎?

一、酒曲之源:起源於新石器時期

中國考古泰鬥級人物張光直先生的弟子、斯坦福大學考古學教授劉莉,是研究中國新石器時期釀酒活動成果卓著的考古學家。劉莉教授團隊的研究方法,是從新石器時期的陶器上提取殘留物,用現代技術進行解析。十幾年來,她們已經提取過100個以上小口尖底瓶的殘留物。目前至少取得三方面與汾酒相關的成果:

1、新石器時期的小口尖底瓶,都是釀酒器。

2、黍,是新石器時期黃河流域中下遊地區釀酒的主要原料之一。

3、當時已經出現了以小口尖底瓶爲發酵容器、用曲發酵和發芽谷物發酵兩種釀酒技術。

目前,杏花村鎮已經發掘兩處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一是1982年發掘的東堡杏花村遺址;二是去年發現的馮郝溝遺址。在整個汾陽地區,就更多了,並發掘出多種形制的小口尖底瓶。基本可以推斷,汾陽地區在距今60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就已經开始用曲釀酒。

二、磚曲之源:成型於南北朝時期

酒曲,有散曲、磚曲之分。雖然是形狀上的差別,卻也是很大的一個變化。最早記錄磚曲的文獻,是南北朝時期的《齊民要術》。《齊民要術》中記載了10種酒曲,其中7種是神曲,類似於小曲;3種是笨曲,是磚曲,類似於大曲。

7種神曲中,有一種是山西人的工藝:河東神曲法,方範作之。

3種笨曲中,有兩種是山西人的工藝。一是頤曲法,因爲書中記載,用頤曲釀酒的第一種方法,就是“河東頤白酒法”,顯然是山西的。二是大州白墮方餅法。白墮,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留下姓名的釀酒大師,有很多神奇的傳說,叫劉白墮,也是山西人。

10種曲,有三種來自山西,而且既有神曲、又有笨曲,可見山西酒曲對中國酒曲的巨大貢獻。

更爲重要的是,笨曲就是方形磚曲。《齊民要術》記載,笨曲是“作木範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使壯士熟踏之。”這句話有三層意思:

1、木範,就是“曲模”。

2、曲模是方形的,內長、內寬都是一尺。《齊民要術》成書於北魏年間,當時的一尺相當於今天的27.9釐米。那么高度二寸,就是5.58釐米。1957年食品工業出版社出版的、由萬良適、吳倫熙主編的《汾酒釀造》一書記載,汾酒1957年的曲模,內長27-28釐米,高5-6釐米。長度和高度可謂是驚人的相似。但寬度發生了變化,內寬爲18-19釐米,變成了長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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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1957年的曲模示意圖

3、已經有了踩曲工藝,踩曲工是精壯男士。

結論:目前發現最早的、南北朝時期的神曲類方形磚曲工藝,是山西人的工藝;三種笨曲類的方形磚曲工藝,有兩種是山西人的工藝。這種方形磚曲的長度、高度,與1957年時的汾酒大曲完全一致。如今汾酒大曲的尺寸爲:長27釐米,寬17釐米,高6.2釐米,也基本延續了傳統。

三、白酒大曲之源:規模化、標准化於晉商

專業化分工,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最早記載制曲、釀酒生產經營分離的文獻,是1637年出版的明末宋應星的著作《天工开物》。書中寫道:“凡造酒母家,生黃未足,視候不勤,盆拭不潔,則疵藥數丸動輒敗人石米。故市曲之家,必信著名聞,而後不負釀者。”提出造酒曲時,發酵時間不足,看管不勤,洗抹不幹淨,少量壞曲動不動就要糟塌酒坊成石的米糧。因此曲店必須守信用重名譽,才能對得起釀酒人。

晉商匯通四海、誠信天下500年,酒曲經營是其重要貿易之一。明清時期全國燒酒用曲的投資、生產、經營,主要是由晉商壟斷的。

1、陝西:乾隆三年(1738)九月,陝西巡撫張楷奏報:“山右(山西)富商,亦群至陝省,廣收麥石,大夥开踩,民間糊口之糧,悉耗爲無用之曲。”

2、河南:乾隆初年,河南巡撫尹會一在奏折中說:“豫省產糧,惟二麥(筆者注:大麥、小麥)爲最廣,而耗費麥糧者,莫如踩曲爲最甚。”“查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貲,乘麥收價賤之時,在於馬頭集鎮,廣收麥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百余萬塊不等,車載船裝,販運他省。是豫省之曲,實爲各省之用,而豫省之踩曲,即關各省之燒鍋也。

3、江蘇:蘇州巡撫許容在乾隆三年說:“富商大賈當麥秋之際,挾持重貲,赴各處大鎮多买麥石,廣爲造曲。遠商盈千累萬,水用船裝,陸用車載,販往北直、山西等處。”

4、京津冀:直隸總督孫嘉淦奏折稱:“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燒鍋數起,皆系山西之人”,甚至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關注,專門下旨詢問。

由此可知,當年晉商投資、生產、經營酒曲,完成了大曲規模化、標准化的全國化大生產、大流通。見方28釐米、高5-6釐米的方形磚曲,應該就是晉商爲了轉運方便,縮小尺寸,變成後來的長方形大曲的。

四、制曲專論之源:理論化於《看曲論》

理論來源於實踐,高於實踐的理論又反過來指導實踐。晉商成功的酒曲生產實踐,就催生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制曲專論”、制曲教科書:《看曲論》。

1987年,原太原工業大學教授孟乃昌發現了一本手抄本的古代制曲書。他寫道:“一個偶然的機緣,我讀到了古抄本《看曲論》。這是太原市郊徐溝鎮(清代徐溝縣所在地)前‘福源湧’曲店陳步明老師傅五十年代故世獻出的,該書寫成距今已有三百年以上。‘福源湧’也是當地有三百年歷史以上的老店,店東易主時字號變而店不變如以前也叫過‘義源湧’。陳師傅曾說,《看曲論》是他師傅姓龔傳給他的,這本書是在‘福源湧’及其前身成立前就有的。根據口碑相傳,‘福源湧’爲明末清初老店,故此書寫成在三百年以上。經初步文物鑑定,年代是可信的,原件不是膺品。原本,細麻紙抄,寬14公分,長22公分,共20頁,單頁7行,每行21-23字不等,全文約七千字。”

《看曲論》的內容,先是被收錄在黃平主編的《中國酒曲》一書,後來也被收錄在汾酒人撰寫的《汾酒大曲》一書,但都沒有進行任何說明。筆者認爲,這部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制曲專論、制曲教科書,其實是“汾酒大曲論”。

證據1:

方心芳先生1934年發表的《汾酒釀造情形報告》中寫道:“汾酒皆用大麥曲,或自己制造,或購自他縣。查山西酒曲名產地爲晉祠鎮、徐溝縣、文水縣等地。原料皆用大麥豌豆或小豆。”1964年汾酒試點的《汾酒大曲寫實總結》寫道:“所用大曲,解放前酒廠生產一部分,其余向徐溝、晉祠、交城、文水等地曲店購买。”所以,出自於徐溝的《看曲論》,應該是汾酒大曲論。

證據2:

孟乃昌教授認爲:《看曲論》“專述之曲, 即今天我國八大名酒之一汾酒的釀造用曲, 同時代表着我國長江以北清香型白酒大曲, 具有典型性。它又是著名的山西陳醋的前期發酵用曲。”

證據3:

看曲論指出:“造曲宜造凹心曲爲妙,亦不可甚凹。萬萬不可貪重圖厚,使造高心之曲。”和凹心曲對應的,是“凸心曲”,現在的醬香、濃香很多都是凸起來的。汾酒大曲是不凸的,現在也不強調凹。但強調不能凸心,那就確定是北方大曲,而不是南方大曲。爲什么強調不能凸心?汾酒大曲從晾黴、起潮火、大火、後火至養曲階段 ,曲間品溫升降要求緩升緩降,爬坡升溫,下坡降溫,直至曲心最後一點殘余水分排除幹淨。所以曲心的部分,薄一點比厚一點,或許更容易控制。

證據4:

關於制曲的原料,《看曲論》認爲:“造曲以大麥爲主,有攙小豆者,有攙豌豆者,有攙芸豆者。勿論攙諸豆等粟,大抵加四爲止;如攙黑豆者加三爲止。”

這段話,可以有這么兩個認識:

1、汾酒大曲的大麥豌豆比是6:4,也有記載7:3的,甚至還有內加三、外加三的說法。但總體來講,都和《看曲論》是一致的。

2、在全國範圍內,大麥、小豆、豌豆、芸豆、黑豆都種植且有相當之規模的,主要在陝北和晉中一代。

而濃香型名酒、醬香型名酒,都是以小麥爲主或者是純小麥曲。

證據5:

《看曲論》裏面有許多表達方式,是山西方言和汾酒人的習慣表達方式。

比如描述“面放壞了”,出現了5次“惡醭”這個詞。這個詞是典型的山西方言,筆者呂梁老家現在還在用,並專指“面放壞了”,沒有其他引申義;

比如說上黴,叫“芝麻黴”,現在汾酒制曲也把“芝麻黴”作爲一個標准,其實就是方心芳先生描述的上黴過程:“出模運入曲室,門窗全閉,待生“糜子”。翌日(第二天)曲皮上先現小白斑點,點漸增大,至將近接住時,开窗放冷”。

再比如“查口”,有“查口不明、查口明亮”,就是汾酒制曲師傅說的“茬口”,書面用語說的“斷面”,是將曲折斷、通過斷面檢驗曲的一個用語。

證據6:

《看曲論》裏面其實只講了一種曲:清茬曲。一直到1957年出版的《汾酒釀造》一書,也就只有一種清茬曲,制曲全過程最高品溫不超過42度。這可能有兩種情況。一,在明末清初的300多年前,曲的品種還沒有進一步細分。二,曲店制曲主要爲釀酒服務。根據孟乃昌教授的調查,釀造山西陳醋,喜歡用紅心曲、大火曲(後火曲)。太原清徐醋廠和太原益源慶釀造廠就是這樣, 它們不怎么用清茬曲, 認爲那是釀酒用的。也就是說,山西制曲技術發展到後來,出現了三種類型,只不過釀酒習慣用清茬曲,而釀醋習慣用其他兩種。這也就爲1964年“汾酒試點”的大曲改革提供了物質前提。

五、大曲現代化之源:1964“汾酒試點”

關於“汾酒試點”的意義,中國酒業協會宋書玉理事長已經給予了定論:

“汾酒試點”,是中國酒業發展史上標志性的系統性創新、繼承性創新、超越性創新的經典成功案例,是國家層面組織專家團隊,通過系統總結名酒經驗,科學解析釀造原理的一次大型科研活動。試點經驗在全產業推廣,對中國白酒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劃時代作用。

汾酒試點創造了中國白酒產業的多個第一次。第一次揭示了白酒主要風味物質,第一次確定了白酒主要微生物菌種,第一次建立了白酒的檢測分析方法,第一次實現了白酒生產的標准化,可以說是白酒發展史上的分水嶺和裏程碑。

“汾酒試點”的技術祕書、著名釀酒專家熊子書先生,關於“傳承中創新、創新中傳承”的“汾酒大曲現代化改革”,是這樣描述的:“經測定得知,糖化酶、液化酶清茬曲最高,發酵率後火曲、紅心曲較高,如將這三種曲混合起來就能取長補短,通過對酵母生理特性的測定知道各種酵母能糖化和發酵的糖不同,若菌種較普遍,各種營養成份則被各種微生物利用,並產生多種代謝產物,結果不僅提高了出酒率,也提高了汾酒質量。”

除此之外,“汾酒試點”強化大曲、功能大曲的試驗,乃至六曲香酒的誕生等等,中國酒曲從此走上了成功的“傳承式創新”的現代化之路。

綜上所述,杏花村汾酒制曲工藝,是中國酒曲起源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國磚曲成型及標准化、規模化等關鍵性演變的“活化石”;是中國酒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科書”;是引領中國酒曲“傳承中創新、創新中傳承”的火炬手,汾酒大曲堪稱“國曲”之本。

(作者:任志宏,男,中國酒業軟實力研究學者,現任中國酒業協會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委員會祕書長。)



標題:爲什么汾酒大曲被稱爲”國曲”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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