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米荒”已經持續了四個多月。

目前,日本平均米價折合人民幣超過15元/斤,比3月份上漲近一倍,創下近20年的新高。

即便如此貴,東京、大阪等地商超的貨架還是空空如也,80%的便利店大米賣斷貨,大阪市政府甚至开始發放“大米券”。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帶頭呼籲政府投放儲備大米:沒必要讓大米在倉庫裏沉睡。

農林水產大臣坂本哲志給直接公开拒絕:新米即將上市,不會投放儲備米,以免影響大米流通。

……

來源:林中白狼

更魔幻的是什么呢?

實際上,今年是個豐收年。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新一期《糧食展望》報告,2024-2025年全球大多數主要糧食商品供應充足,僅小麥和玉米產量可能會略有下降。

而大米和油籽產量,將達到創紀錄水平。

其實全球市場根本不缺米,日本的問題根本不叫問題,只要進口就行了。

但這與惠農的政策相悖。

於是,在本國新糧還沒收割、可能缺糧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不僅不投放儲備糧,甚至依然履行大米出口配額。

這種做法,其實無法用單純的對錯來評價。

正如日本人對農業協會的評價: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01

打破混沌

貞觀13年,魏徵上奏《十漸不克終疏》,直言**越老越驕奢自溢,其中一條,明確批評了皇帝找理由大興土木: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

凝煉成二個字就是:疲民。

整個東方世界,包括仰慕唐宋文化的日本,自然有樣學樣。

开創了幕府時代的德川家康,也說過類似的話:

讓農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祕籍。

照這個祕籍,德川幕府建立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將農民置於最下級,是唯一承擔重稅的階層。

這種秩序維持了幾個世紀,直到工業時代到來。

借用經濟學家邁克爾·利普頓的一句話:如果你渴望工業化,必須先做好發展農業的准備。

而發展農業的前提,是把土地本身的生產力解放出來。

日本第一次土改,是明治維新的一部分。

其主要目標是,在不影響政府財政的前提下,做成兩件事:

1.土地確權;2.釐定租稅。

土地確權,簡單來說就是從封建領主主導的農奴制,轉向中央集權的編戶齊民制,給擁有土地的地主確權,把稅基落實到最基礎。

所謂租稅,租是佃戶上繳地主的租金(約60%),稅是地主上繳國家的稅金。

顯而易見,無論是確權還是釐定租稅,改變的只是收受稅收主體,小農戶(主要是佃戶)本身的境遇並沒有多大變化。

這一次土改,並不徹底。

日本明治時期土地所有權證書

日本真正意義上的土改,發生在二战後。

當時日本有約7600萬人口,農業人口佔一半,農業人口中半自耕農和佃戶又佔70%。

從20世紀初开始,大量土地不足1公頃的自耕農失去土地,擁有50公頃以上的大地主數量則不斷攀升,到二战期間佔全國耕地比例達到46%……土地兼並越來越嚴重。

加上战爭的影響,到1944年,日本糧食生產开始崩潰;1945年战敗,全國糧食歉收,日本陷入飢荒,80%以上糧食靠駐日美軍接濟。

以農林大臣松村謙三爲首的**派,提出**方案:政府出面強制收購佔有1.5公頃以上地主的土地,再賣給佃戶使之成爲自耕農。

國會駁回,理由是侵害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戲劇性的點在於,國會駁回也沒用,當時的最高權力者是“太上皇”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借鑑歐美世界的法律體系,制定了一部“麥克阿瑟”憲法,土地是重點對象之一。

1945年12月9日,盟軍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下發《關於農村土地**的備忘錄》和《農民解放指令》,強迫對方以打破封建、保障人的尊嚴、掃除經濟發展障礙爲標准,4個月內拿出可行的土改方案。

12月29日,日本發布《改訂農地調整法》,規定水田價格爲地租的40倍,旱田爲48倍;允許地主保留的土地,北海道12公頃,內地5公頃。

美軍很不滿意,地主的地還是太多,遠遠達不到**要求。

迫於壓力,1946年10月21日,日本再度發布《自耕農創設特別措施方案》和《農地調整法改正案》,內地地主允許保留的出租土地降爲1公頃,北海道4公頃,理論解放耕地面積從上一次的90萬公頃升至200萬公頃。

同時,發購地公債,並提供年利3.2%的低息貸款給農民,允許分期30年付款。

最最關鍵的是,當時日本糧食短缺、惡性通脹極其嚴重。

比如1946年150kg大米市場價600日元,到1947年就漲到1500日元,在黑市還要更誇張。

在這種情況下,日服對耕地的定價卻限定在平均價格,旱田450日元,水田760日元。

如此一來,政府就可以白菜價強行收購大量土地,農民也幾乎是白嫖到了屬於自己的耕地。

購地公債

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日本土改的進度快得出奇,到1952年就基本完成。

據《簡明日本通史》的數據,被強行收購土地的日本地主多達200萬戶,99%不在村地主和71%在村地主消失,總收購耕地約200萬公頃,佃耕面積佔比從46%暴跌至8.3%。

至此,80%以上農民終於擁有了產權屬於自己的土地,基本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喫了大虧的地主申訴了近20年,才在1965年通過的《補償法案》中,得到一點補償。

……

擁有了生產資料,農民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一飛衝天。

據估算,土改之後,日本農民的購买力增加了1萬億日元以上,對商品的需求急速攀升。

有需求,承接自美國的產業鏈終於有了用武之地,社會的生產積極性也被帶動起來。

但凡事有好的一面,必然也有壞的一面。

02

日本方案

理論上,農業品的利潤率無論如何也趕不上工業品,種地遠遠不如去當工人。

但事實上,大部分發達國家,農民都屬於收入相對較高的群體。

爲什么?因爲大部分工業國家,都採取的是以工業反哺農業,以此作爲社會的緩衝劑。

最典型的就是美國。

從1933年开始,美國就一直保持超高的農業補助,平均下來農民40%的收入都來自補貼。

這個數據,今天依然高達46%。

爲什么美國的糧食產量佔全世界20%,遠超本身需求,卻從來沒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民本身的生產成本很低,其他市場很難與其競爭。

試想一下,假如中國農民種一畝地,只有1000元利潤,年輕人是寧愿去擰螺絲也不種地的。

但國家給你發500元補貼,積極性是不是就提高了?

如果更進一步,給農民一定程度的定價權,防止“谷賤傷農”,積極性是不是就更高了?

回到日本,情況稍微有些不同。

日本農業從發展到發達,離不开一個組織——農業協會。

早在1907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帝國農會成立,主要作用是“維穩”。

1947年,日本推行《農業協同組合法》,正式確定農協爲民間經濟組織,包含基層、地方、全國三層架構。

農協的功能有很多,包含指導事業、福利事業、厚生事業、信貸事業、資產管理事業……等等。

不僅爲農民統一採購種子和話費、便宜租售農機設備、聘請國內外專家進行技術指導,還承包農產品的收購→加工→銷售,包裝成各種地方品牌,再統一流通到市場銷售。

到1950年,農協就吸收了99%的農民,承包了全國80%的農業生產資料和90%的農產品銷售,基本完成全覆蓋。

總的來說,不僅可以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效率也比單打獨鬥高得多,日本很快就完成了農業現代化。

但這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

日本農民的收入,也有至少40%來自政府補貼。

但這依然不夠。

根據日本農業白皮書數據,日本全國耕地面積爲435萬公頃,人均耕地面積約0.035公頃,也就是0.52畝。

差不多只有中國的一半。

日本農業的困境,不僅僅是人多地少而已,更關鍵的是80%地區是丘陵和山地、沒有大平原,無法學美國那樣大規模搞農業機械化。

產量跟不上怎么辦?除了加大補貼力度,最簡單的就是盡可能提高售價。

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屬於是從廢墟中重建,重工業高速騰飛,小農戶即便擁有了自己的土地,也遠不如去城市發展。

爲了避免重新陷入飢荒,日本政府出台了更激進的惠農政策,比如:以極高的價格收購農產品,確保農民的基本收入不低於城市工人。

問題是,高價收購的糧食,絕對不可能高價賣出去,否則會傷害到城市居民;更不能低價賣,否則會導致“谷賤傷農”。

這個時候,農協的作用就發揮了。

農協不僅是個經濟組織,更擁有龐大的政治能量,影響國會30%的席位。

所以政府選擇繼續兜底,推出“減反政策”:政府根據市場需求,給農民制定一個固定生產量,鼓勵農民按這個量生產。

至於多出來的耕地,不論是休耕、還是輪作,補貼不變。

這種做法,直接導致日本本就不多的耕地,棄耕面積從1975年的13.1萬公頃上升到42.3萬公頃。

日本的糧食自給率,也從1967年的80%,一路下滑到如今的37%,在全球屬於墊底水平。

爲什么下滑得這么明顯?

因爲要營造出一種物以稀爲貴的特徵。

在政府、農協、民間多方面的宣傳和運作下,日本开始實行“一村一品”战略,推出熊本西瓜、夕張蜜瓜、岐阜草莓、晴王葡萄等等天價品牌。

日本農產品精細、高端的形象,就此推向全世界。

包括現在,國內市場乃至絕大部分人的潛意識中,日本的食材,就是綠色、健康的象徵。

至於是不是,當然不是。

日本拓殖大學教授竹下正哲在《拯救日本的未來農業》中早就坦白:日本農作物是在農藥裏‘泡大’的。

但無論如何,這波宣傳是成功的,效果也非常驚人。

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數據:全國農民平均年收入爲450萬日元,比東京企業員工的平均年收入高出12萬日元。

城鄉收入差距極其小,甚至鄉鎮收入反而比城市高。

在整個東方文化圈,這是獨一份。

但由此帶來的問題也是非常明顯的。

03

一半天使,一半魔鬼

歸根結底,日本農民的優渥收入,是建立政府大量補貼、以及城市居民失去“水果自由”的基礎上。

日本爲什么會出現米荒?

同樣的道理,日本在鼓勵“高端”大米出口的同時,限制大量進口大米,以此保證本國農產品的競爭力。

就也是中國人經常調侃的事情。

這個不存在對錯,本質上就是讓渡一部分工業化的利益給農業,是合理的。

作爲對比,國內市場的水果是便宜,但果農真賺不到什么錢。

更荒謬的是,因爲便宜,還被扣上低端、劣質的標籤。

其次,在日本總人口下降的同時,農業人口的下降速度更加誇張。

同樣是農林水產省的數據,日本2023年的農業人口已跌至116萬戶,平均年齡69歲,其中60歲以下的僅有24萬人。

對比之前的數據,2015年爲209萬戶,2010年爲260萬戶……

三菱綜合研究所預測,到2050年,日本農戶將降至17.7萬戶,相比現在降幅81%,遠高於總人口16%的降幅。

具體原因,我們在《》中聊過,不再贅述。

農民的收入雖然比社畜高那么一點點,但農村生活條件遠遠比不上城市,這是無法改變的。

先不談產量的問題,農民數量減少,不僅意味着農協的體量必然縮小,也代表着農民群體的選票和政治力量也會降低。

其實早從90年代开始,因爲缺人,農協一度陷入經營危機,只能將三級體制簡化爲二級。

接下來,這個組織必然更加簡化。

自己人的聲音變小,對農民的偏愛政策,還能不能持續呢?(全文完)



標題:日本大米荒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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