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歌》假凡人，《心動7》僞素人？觀衆進入逆反時代

作者|lucky

最近，主打“素人”、“平凡人”、“底層”的作品都引發了不少爭議。

微博上，#電影逆行人生陷巨大爭議詞條的閱讀量破億，過萬觀衆似乎不再买單中產掉落底層最後逆襲的爽文敘事了。與此同時，《凡人歌》的#現實主義恐怖片詞條在豆瓣上成爲熱門。在《心動的信號7》中，素人嘉賓的中英混雜交流方式引發了網友的諷刺模仿，衆多內容突破10萬點贊量。

曾經叱吒風雲的現實主義敘事和小人物生活，怎么就不靈了呢？

“穿波司登賣滷貨是認真的嗎”“他們是凡人，我是駱駝祥子”“看富人拍窮人生活，再賺窮人的錢”。輿論的爭議不乏諷刺和自嘲，這背後展現出觀衆對於媒介上呈現的平凡人敘事的不滿。

AI作圖 by 娛樂資本論

細究起來，人們認爲這些故事懸浮且失真，並將批判的焦點轉向了熒幕上的精英光環。精英敘事展示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和價值觀與普通民衆存在巨大差異。這種懸浮的內容呈現讓普通觀衆難以產生共鳴，甚至感到被排斥在外。觀衆對精英們舉手投足間流露出的優越感失去了耐心，甚至發出能不能有二本戀綜這樣的呼聲？

這種逆反情緒究竟源自何處？那些掀桌而起的觀衆們，又期待看到怎樣的敘事呢？

展开全文

凡人歌不拍凡人，逆行人生全講逆襲

近期熱播的電視劇《凡人歌》試圖展現現實社會中平凡人的生存狀態，劇中人物面臨的職場壓力、中年危機、家庭矛盾等問題，確實觸及了普遍的社會情緒點。家庭主婦重返職場的挑战、中年職場人士因裁員還不上房貸，這些情節極具話題性，仿佛每一個都能上熱搜。

《逆行人生》以中產階級面臨的職場危機和生活壓力爲背景，如裁員、房貸等現實問題。這些情節與當下許多普通家庭的真實困境相呼應，本該使觀衆能夠產生強烈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鳴。

但是，當觀衆深入劇情，卻發現這些主角的“平凡”生活與普通人相距甚遠。

《凡人歌》中的主角背景都十分高端，企業高管、曾經的HR總監、名校出身的公務員、CBD的金融白領，這些都是普通人難以企及的。例如，男主角那偉曾是公司的副總，擁有價值五十萬的豪華座駕，以及價值千萬的豪宅。女主角沈琳在辭職前月薪高達兩萬，沈磊在北京體制內工作，月薪8000元，享有較高的公積金。謝美藍在投資公司工作，月薪兩萬。

網友在看劇時忍不住直呼：“這些人的焦慮和掙扎，跟我這種月薪三千的牛馬有關系嗎？”“他們如果是凡人，我們是凡什么？”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提供了我國社會中“凡人”收入的參考基准：2023年中國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爲39218元，平均到每個月大約爲3268元。然而，在《凡人歌》中，章若楠所飾演的李曉悅，作爲一位剛剛步入職場的二本院校畢業生，光是服裝消費的價格卻遠高於這一平均水平。劇中她穿着不乏單件價格就超過1000元的衣服，兩件合計的價格就等同於真實“凡人”的月均收入水平。

《逆行人生》中的中年程序員高志壘在失業與家庭雙重壓力下，短期內轉行外賣員並迅速實現高收入，這一設定偏離了外賣行業的薪資結構與職業轉型常態。同時，影片在描繪其克服糖尿病等困境時，過於理想化地簡化了治療過程，似乎輕描淡寫了底層勞動者面對疾病時的無奈與掙扎，令不少觀衆質疑電影的真誠與深度。

《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顯示，外賣員的平均月收入爲6043元，這與高志壘的月入6萬相差甚遠。外賣員通常需要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由於缺乏社會保險，多數騎手在遭遇意外或健康問題時，難以得到及時和有效的保障。影片播出期間，杭州外賣騎手向保安下跪事件引發社會對這一職業群體處境的巨大關注，而這些才是“逆行人生”的真實困境。

當然，大多數走入電影院的觀衆並不是外賣騎手，而是曾經的高志壘，但這種爽文敘事似乎也難以讓很多人感到共情或受到鼓舞：“一個連中產都沒達到的家庭敢給孩子報上海的國際學校？”“逆行撞車後迅速爬起繼續送外賣？”“明明做騎手第一個月才四千，居然覺得自己能抗下房貸？”

大熒幕和小熒幕，似乎都在努力捕捉和反映社會情緒，然而觀衆卻不怎么买账。

在近期熱播的《心動的信號7》中，男女嘉賓在交流時中英夾雜的片段迅速在網絡上引發了廣泛爭議。在詢問最喜歡的城市時，有男嘉賓先是遲疑地以中文开頭，隨後轉爲英文說出“Southampton”或“Manchester”；在點歌環節，女嘉賓提及“The Weeknd”的歌曲時，被其他嘉賓以中文“德威肯”回應。

對此，網絡上“什么時候能推出二本戀綜”的呼聲熱烈，甚至有人开始創作各種搞笑的二創內容，解構節目中的精英化表達，比如“我最愛的餐廳是麥…MacDonalds，肯…KFC也還行，那邊每周四都挺Crazy的……”。

觀衆的逆反各異，但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不滿主要指向了媒介中的精英形象——這些人物通常擁有優越的家庭背景、雄厚的經濟實力、高學歷以及令人羨慕的職業。

面對精英敘事，這屆觀衆爲何掀桌了？

從喫瓜群衆轉爲自我代入，觀衆將矛頭對准精英富二代

觀衆的逆反情緒，首先在於對個人境遇的焦慮與不滿情緒的累積。當前衆多人都面對就業壓力增大、生活成本上升等問題，當緊張、不滿等情緒內在張力達到一定程度時，熒幕上那些看似條件優於自身卻仍感不足的角色，便成爲了觀衆情感宣泄的靶心。觀衆在對比中感受到強烈的心理落差，最終化作爲“何不食肉糜”的憤慨。

例如，《凡人歌》中對於公務員沈磊的描繪就引發衆怒——月薪8000元，被老婆嫌棄不上進，最終面臨離婚，這與大衆認知中公務員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存在較大偏差。在當前經濟市場不穩定的背景下，該職業因其穩定性而備受多數群體青睞。202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國考）報名審核通過人數達到了史無前例的303.3萬人，部分熱門崗位的競爭比例甚至超過了1000:1。

因此，公務員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目標，衆多個體不惜投入巨量時間與努力，以期成功躋身這一行列。實際上，公務員職業的穩定性和福利待遇，如公積金、醫療保險等，都是其重要的職業吸引力，而劇中的設定忽視了這些因素，對於沈磊這一人物的刻畫與公衆普遍期待相悖，便觸動了社會輿論的敏感神經。

其實，國產劇人設精英化的問題一直存在，描寫精英的困境也許跟部分觀衆的生活有所脫節，但這既能夠迎合大衆對於精英主義的崇拜，也能夠滿足情節緊湊和故事豐富度的創作要求，從而加深劇集的吸引力。

在此前國民都市劇《歡樂頌》中，劉濤所扮演的安迪，是一位投資公司的高管兼首席財務官，劇集深入描繪了她對身世之謎的恐懼。同樣，在《我的前半生》中，唐晶作爲一位資深的咨詢顧問，在職場上的強勢和果斷，與其在感情上的脆弱和掙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與賀涵的十年感情因婚姻觀的不同而走向分手，這些情節曾經觸動了許多觀衆的心。換做今天的逆反觀衆看來，這些敘事跟我們這些月薪三千的牛馬也毫無關系，“她雖然失戀了，但依然很有錢啊”。

“你天天擱這風花雪月的，我都快要去大街上掃雪了”，在普遍焦慮的社會氛圍中，觀衆在觀看劇集和節目時，往往容易對精英階層產生對立情緒。這是因爲精英敘事通常描繪的是成功、財富和權力的形象，這與經濟下行期間普通觀衆所面臨的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對比加劇了觀衆的焦慮感，促使他們將不滿情緒投射到精英形象上。

正如在《心動的信號7》中，觀衆對嘉賓中英混合聊天方式的反感，實則是對其所代表的物質實力和身份優勢的批判。嘉賓們在節目中所展現的物質符號——名貴手表、保時捷車、貴價珠寶等，如同社會差異的鏡像，映射出經濟不平等帶來的心理衝擊。這種批判背後，是觀衆將自身境遇與嘉賓的優渥條件相對照，從而產生的不平衡感與挫敗感。通過調侃和攻擊，觀衆能夠找到共鳴，與處境相似的群體建立聯系。

其次，現代社會下的觀衆在多重社會角色中累積了諸多復雜的人際關系難題。當熒幕上的角色展現出與自身觀念相衝突的行爲時，這種現實生活中的情感壓抑便找到了一個釋放的出口。觀衆傾向於通過情感投射機制將內心的情緒壓力轉移到劇集或節目人物之上，通過站隊、攻擊等方式進行情感的集中宣泄，這是許多人在束手無策的現實環境中尋求的一種替代性滿足。

近期，許多人在觀看《花兒與少年》時，就將節目中的情景代入到自身的職場處境。在面對行程安排的混亂時，陳好作爲團隊中的大姐大積極尋求解決方案，但被批評爲過於咄咄逼人，“特別像我之前那個強勢的女領導”“i人面對這種壓迫性提問真的會碎掉”。周雨彤在節目中的表現則被部分觀衆認爲不夠積極和主動，“我的同事就是這種混子”“這類人的松弛感真的都是我這種牛馬在幫他們負重前行”。

正如小紅書平台上，不少北漂的准媽媽們通過分享自己的經歷，表達了對謝美蘭選擇與沈磊離婚的理解。一位年收入28萬的北漂孕媽發帖說，她懂謝美蘭不希望孩子出生在出租屋裏的愿望。另一位30歲的北漂孕媽看謝美蘭痛哭流涕：“我哭着跟老公說我也害怕我的愛情在面對現實的挑战中變質”。這體現出一種觀衆視角的轉向，他們不再僅僅滿足於當旁觀者，而是通過站隊熒幕角色，映射並抒發自身在現實生活中的情感。

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社會競爭壓力的增加和個體對於情感宣泄的需求所驅動，反映了現代社會中個體情感需求的增長和對共鳴的渴望。觀衆在觀看影視作品時，更傾向於將自己代入到角色中，從而得到一種心理上的慰藉和釋放，進而強化自我認同和歸屬感。

那么，在當前的觀衆基本盤中，他們渴望看到怎樣的敘事和作品呢？

精英敘事不背鍋，大衆呼喚“恰到好處”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社交媒體上還有一種說法認爲《凡人歌》太殘酷而不敢看的。

畢竟劇中的人物命運太像是現實版恐怖故事，沈琳重返職場的面試官竟是自己的前下屬。那偉作爲創始員工卻在中年遭遇裁員，其所謂的“核心競爭力”在求職市場上顯得無力。而年薪百萬的程序員那雋，因長期加班和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突發性耳聾，這些情節在許多北漂人看來簡直就是自身生活的鏡像。

“最近看《凡人歌》有點抑鬱了”“白天當牛馬，晚上回家追個劇還要復盤一下牛馬的生活”。有人如此詬病道：“這部劇把一堆問題和焦慮拋給我，總讓我看到跟自己影子重疊的部分，但又沒給我一個好的答案”。

其實，社交媒體上失業無奈、生育困境、應屆生求職難等殘酷真實敘事俯拾皆是，正如承擔家庭重擔的小英、治好精神內耗的二舅，觀衆們並不缺未經修飾的失意人生敘事。然而，觀衆選擇追劇與綜藝的初衷，並非爲了復刻或映照自身生活的艱辛，而是尋求一種超越日常的愉悅體驗。因此，觀衆本就更傾向於選擇觀感更佳的精英敘事，以此追求積極、正面的情感體驗，激發自身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正如《心動的信號7》中的熱門嘉賓依然是翁清雅、奧斯卡、孫樂言等家境優越、高顏值高學歷的精英，相較之下倪雨桐、劉雨璠等背景不太突出的嘉賓關注度較低。在上一期中，最新補位的女嘉賓王琪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這引發彈幕和評論爭論起該學校究竟是一本還是民辦二本，這不禁讓人感嘆：“真成爲二本戀綜你們反而不樂意了”。

觀衆的逆反情緒，一方面源自於他們對生活中無法控制因素的憤怒和挫敗感，這種情緒在觀看影視作品時被放大，成爲他們宣泄無力感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觀衆渴望在熒幕上看到“恰到好處的希望”，以便尋求一種心理上的慰藉和力量。

《逆行人生》中的逆襲故事，本質問題在於它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發生的可能，一位失業中產在短時間內依靠送外賣便實現了人生的全面逆轉難以引發廣泛共鳴，尤其是對於那些面臨中年失業困境的觀衆而言，非但無法獲得情感慰藉，反而激起他們的不滿與憤怒。同樣，很多觀衆討論《凡人歌》中沈琳失業开業賣滷煮的可行性，不少從互聯網大腸辭職餐飲創業的失敗者現身說法不可行，因爲如今餐飲行業同樣難做。